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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2]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2018年03月23日 16:56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林盼 字号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生存境遇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工业系统干部档案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1961年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本文认为,制度变迁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技术人员生存境遇与社会地位起伏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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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跃进之前旧技术人员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百废待兴的局面,促使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稳定政治的政策,“新政权不仅没有触动私人工商业者的权利,甚至对被没收企业中的原有管理权威都基本维持了现状”。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明确规定:“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加以改良即可”。     

  本着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执政者以来者不拒的姿态,动员原有人员留在原来的岗位。早在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和新成立的各地方当局区别对待资源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技术官员,设法留住这些企业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保持他们原职原薪。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工厂实际性的行政、管理和技术性业务,都掌握在“留用人员”手中。共产党采取的“包下来”政策,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外国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保留原职原薪,覆盖面达到75万人以上。这些人或许并不受共产党的信任,毕竟这些“有经济事务方面知识的人几乎全部是出身于反动阶级”,但他们“拥有为政治统一和国家重建这一紧急任务所迫切需要的专门技能”,双方因此形成了基本的工作关系。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方面是行家,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得依靠你们这些人”。    

  随着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各地国营企业的生产压力日渐繁重,很快就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缺乏的困境。鲍大可(Doak Barnett)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阻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195146月,上海多家企业向市劳动局介绍所提出申请,希望介绍职工人数17277人,最终实际只有9981人应聘,远未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种报名应聘数量远少于用工数的情况,在企业中时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使得这些旧技术人员在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众多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     

  企业利用高收入、高福利的措施,吸引技术人才从低待遇单位向高待遇单位流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常见的情况,尤其在东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铁工、建筑、印刷、玻璃仪器、电工器材等行业中特别显著,政府文件将此称为“赶行市”。根据1951年劳动部公布的《技术职工流动情况报告》,技术人员流动的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从旧单位转到新单位的“跳厂”,二是辞职后自己开设工厂,自主经营;三是做外活,即所谓的“第二职业”。造成流动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这一时期,国营工厂中的技术人员,比同级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要高。在1956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工资问题的决定》之后,更是提出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提高。除了按照技术人员所担任的职务评定工资以外,对其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应该加发技术津贴;对企业有重要贡献的高级技术人员,应该加发特定津贴,务使他们的工资收入有较多增加。有些高级技术人员的现行工资标准高于新定职务工资标准的,可以给他们单独规定工资,使他们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     

  而在干部选拔的标准方面,国营企业技术干部的职位提升“都是以生产成绩为衡量标准的,或者可以说,生产成绩是唯一标准,而政治条件、学习等,则不能作为奖惩的标准”,既没有对阶级出身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对政治参与情况提出要求。对待有政治历史问题者,要抱着负责的态度,结合肃反、审干,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正常的政治学习制度,“坚决反对不加审查、分析研究就盲目认为技术人员政治历史复杂”,弄清情况,大胆地使用他们。   

  旧技术人员的“黄金时代”,在1956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做长篇报告之后达到高潮。在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对知识分子用人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上海各级工业部门迅速做出反应,中共上海市委轻工业部提出,应该为工程技术人员创造条件,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挥自由研究和创造精神,允许大家自由讨论,不要做任何限制和过高的要求。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则按中央关于自愿和结合具体需要的原则进行安排。技术干部根据自愿和具体需要,不要硬性规定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中共上海重工业委员会规定:(1)加强思想领导,经常组织时事、政策学习,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列席党的会议,做到逐步消除隔阂,密切关系;(2)支持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理论的学习,订购必要的科技杂志和图书,建立图书室,并根据需要与可能添购科学研究设备与仪器,并适当减少他们的社会活动(不能超过每周工作总时间的六分之一),以保证其业余学习时间。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有利于技术人员的状况。一方面,随着经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有技术的人才极为短缺的状况日益显现,技术人员成为各地企业最为渴求的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制度远没有后来那样严格,随意跳厂、自由择业并未受到禁止,技术人员有能力、也有机会选择环境好、薪酬高的工作。当时有一种意见,很能代表技术人员的想法:“有技术到处可以吃饭,做工作要讲究兴趣,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各级政府和企业为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工程技术人员特别吃香,同样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上下班有专车接送,而医务人员却没有,一般的厂级领导也没有。因此,青年姑娘的眼光首先会瞄准工程技术人员,其次才是青年干部”。大跃进时期,一些技术干部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盛景”时,也会进行今昔对比:“现在多呆板,分配在工厂里就得在这个工厂里,想跳厂也不可能。(刚解放的时候)我不想在这个厂里干了就不干,自己可以另找事,多好”。尤其是一些阶级出身不佳的技术人员回忆,那时“真是有了本事到处都有饭吃,党不得不重用我、尊重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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