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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4]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2018年03月23日 17:08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林盼 字号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生存境遇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工业系统干部档案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1961年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本文认为,制度变迁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技术人员生存境遇与社会地位起伏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变迁;利益冲突;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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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够“红”的技术干部与边缘化的处理方式 

  企业党委主导下的政治审查工作,主要以被审查者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情况作为标准。“现有的技术干部中工人出身比重不大,多数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和解放后从学校毕业出来未经过生产和斗争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在严格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受到冲击。同时,“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原则,在操作中逐渐演变为“只要红就好了,红了就可以提拔”,这种状况使得多数技术人员失去晋升的机会。    

  大跃进时期,对各级干部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进行审查,成为企业党委的主要工作。之前由旧技术人员领导工业生产的状况,被认为“直接干扰了党在工业中建立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努力”。因此,全面审查技术人员政治历史问题的做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选拔“仅仅重视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上的审查”的一种纠正。不少背景较为复杂的技术人员进入工厂,导致“工作愈搞愈尖,机密性愈大,而现有人员的政治条件不能完全适应,有的是技术上关键性人物,但政治历史问题还未能审查清除,致使工作处于欲上不能、欲罢不得的境地”,因此需要将技术干部的政治背景审查清楚,“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有文件指出,大跃进时期上海各工业局的技术人员“大部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较为复杂”。部分企业甚至出现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状况。如上海供电公司298个技术人员中,发现有各类政治历史问题的255人,占85%;上海仪表厂的4个工程师全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一人曾是国民党员,1951年因贩毒被判刑两年,一人曾为沪杭甬国民党部助理干事,一人曾参加过中统,一人曾在汪伪特工处工作。根据1960年上海8个工业局对下属工厂4762名技术干部的审查结果,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2073人,占总数的43.5%。其中“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142人、政治危险分子95人、重大或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分子581人、直系亲属或主要社会关系有政治历史问题者427人、有海外关系政治情况不明者452人、受过纪律处分或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89人等”。   

     

  技术干部为什么不够“红”?从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内部的工程师与技术员、技师的比较可见端倪。首先,从表2可以看到,与行政干部相比,技术干部的“政治问题”更严重,因此更有可能被调离第一线,不再承担主要工作。或许两类干部群体的党团员比例能够对这一情况做出解释。根据195812月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对工业系统干部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到仅有12.2%的技术干部是党员,行政干部的党员比例则高达64.8%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技术干部群体内部。由表2、表3可见,工程师的政治问题比技师、技术员更严重。这种状况的出现,或许也与工程师群体中党团员比例显著低于技师、技术员有关。根据1958年底上海几个工业局技术干部政治身份的调查报告,在2675名工程师中,党团员569人,占比21.3%;在11529名技术员、技师中,党团员4678人,占比40.6%

  既有研究业已指出,党员身份“意味着获取了一个极其强大有力并且有影响的网络的成员资格”,这一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具有重要作用。党组织一般会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庇护党员,以换取党员的忠诚,形成所谓“政党庇护”,党员与干部身份的合二为一“是达到党政合一的有效方式”。作为“忠诚过滤器”,党团员比例低的情况表明,技术干部未能得到政治信任的比例要高于行政干部,工程师未能得到政治信任的比例要高于技师、技术员。     

  除了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之外,让原有的技术干部更感到紧迫的,是晋升选拔标准上的重大转变。按照党委制定的要求,技术干部应当满足“德才兼备”的标准。所谓“德”,就是看该干部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决心为人民服务;政治历史清楚,思想作风好,工作积极,在历次运动中表现较好;不怕困难,肯钻研业务,能密切联系群众”。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再考虑其是否具有“才”。德与才的关系并不平等,德是基本的、首要的,正如“红”与“专”的地位“并不是不分主次、平分秋色的。红始终应当是主体,专是为了红和服从于红的”。     

  而在实际操作中,“德才兼备”逐渐演化为“只红不专”。1960年,上海轻工业局下属工厂有346名技术干部未得到任命,主要原因就是“阶级成分不好”,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115名,私方136名,小业主12名。有些技术干部深为不满:“56年周总理做知识分子报告后,一下子提拔三个知识分子当工程师。56年后一个也没有提过”。根据1961年上海轻工业局2015位技术干部的调查报告,只有303人承担一线生产任务,其他干部都处于脱产或半脱产的状态,技术人员成为可有可无的尴尬存在。有技术干部无奈地表示,所谓“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往往最终成为“二结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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