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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探索的宗师于光远
2014年12月20日 13:50 来源:《经济研究》2013年第12期 作者:赵人伟 字号

内容摘要:于光远的人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们似乎可以参考德国人对马克思的定位,给于光远送上如下的称号:我们这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探索家于光远”。当时,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于光远、薛暮桥和孙冶方组织和倡导了三大问题的讨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于光远和孙冶方等有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学者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孙冶方明确地提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不应该搞政策汇编。关键词:于光远跨学科宗师探索精神学者型体制背景官衔(编稿:管宇飞审校:王砚峰)。

关键词:于光远;跨学科;宗师;探索精神;学者型;体制背景;官衔

作者简介:

  于光远的人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既是学者型的官员,又常常是带有官衔的学者。不过,尽管他常常带有官衔,但毫无官气;在我看来,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学者。应该说,在既定的体制背景下能保持这样一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学者,他不仅长期担任学术界的领导人,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自身也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可贵之处是他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在学术研究的分工愈益细化的当今世界,人们愈来愈提倡跨学科的交流。一些著名的大学往往设有高等学术研究机构,汇集各学科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在各自从事本学科的研究以外,还常常进行横向的交流与碰撞;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和碰撞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于光远不仅提倡跨学科的交流,而且自身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在社会科学界,他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素养是非常突出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他耕耘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他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可以说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哲学研究。

  在于光远追思会的邀请函里,中国民生研究院和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对于光远冠以理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等头衔或称号。对于老来说,这些头衔是当之无愧的;从他的博学来看,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更多的头衔。不过,他的主要头衔或称号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不妨参照德国人对马克思的定位来对于老作一定位。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德国作访问学者时曾到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去瞻仰,见到德国人编的一本《德国概况》中对马克思是如此介绍的:我们这里“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卡尔?马克思”。我们似乎可以参考德国人对马克思的定位,给于光远送上如下的称号:我们这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探索家于光远”。于光远在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2006年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属经济学部)的称号。显然,这些称号同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完全符合的。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于光远的主要著作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马克思的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于光远早在1958年就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探索》一书;1980年以后,他系统地写作并出版多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到2001年共出版了7卷 。可见,在经济学领域,将马克思定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家和将于光远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家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于光远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是无法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在这里,我仅仅是就他们的主攻方向作一类比。

  半个多世纪以来,于光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者有两个可贵之处:一是勇往直前,从不后退。这种风格,同那些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开倒车的人相比,就显得高明得多了。二是不当风派,不管刮什么风,他保持独立研究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可贵的。

  于光远对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集中地谈一谈他在组织和推动经济学界三大问题讨论上的贡献。如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错误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那么,经济学界应该如何做呢?当时,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于光远、薛暮桥和孙冶方组织和倡导了三大问题的讨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北京的经济学家,而且有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不仅有经济理论工作者,而且有广大的经济工作者。我认为,这三大问题的讨论具有如下三层意义:

  第一,总结大跃进的教训,配合中央八字方针的贯彻,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从经济实践来看,这三大问题都是切中时弊的。在大跃进的实践中,由于否定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许多产品都实行了无偿调拨,大大地挫伤了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过度地强调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特别是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由于只强调产值的翻番,无法计算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使得企业经济核算混乱,整个国民经济无法计算经济效果。可见,这三大问题讨论的时代背景是非常清楚的。当时摆在于光远等经济学家面前的两难问题是:既要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又不能正面批评大跃进本身。可见,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发起和推动这三大问题的讨论确实是一种智慧之举。事实证明,经济学界这三大问题的讨论,紧密地配合了八字方针的贯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好转。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于光远不仅是组织者和推动者,而且还就商品生产和经济效果等问题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稿。

  第二,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病。应该说,大跃进的错误是传统计划经济弊病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因此,在矫正这些错误的同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会触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本身。这种触动,不仅有上述纠正大跃进错误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总结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理论意义。这种计划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实物配置,换言之,就是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价格的高低,对于一个生产单位生产与否、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没有作用,一切均由长官意志决定。这种计划经济还有其它一些特征,诸如供求失衡(供不应求),比例失调(两大部类关系失调、积累和消费失调),重数量、轻质量等。应该说,在当年三大问题的讨论中,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当年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也已经在研究和讨论。只是当年我们同东欧学者没有交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才有这种交流。通过交流,我们发现,彼此遇到的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常常用不同的术语和方式来表达而已。在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中,于光远是商品宽派(有交换就有商品),孙冶方是价值宽派(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比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因此,他们两位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商品万岁派和价值万岁派。孙冶方还主张生产价格,实际上是要寻求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来取代价格形成中的行政方法;东欧改革派则往往把计划经济中价格形成的行政方法批评为货币只起消极的作用,或货币只是消极的货币(布鲁斯),即支付货币的多少不构成选择(买不买或买多少)的基础。我们常常把计划经济下供求失衡称之为供不应求;东欧改革派则将这种情况概括为短缺经济(科尔奈)。孙冶方在《从总产值谈起》中批评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东欧改革派则把这种倾向概括为数量驱动(科尔奈)。对于积累和消费失衡以及过度投资,我们在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中则往往概括为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提倡先生产后基建;东欧改革派则概括为投资饥渴症(科尔奈)。可见,当年无论是中国的讨论还是东欧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计划经济的根基。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一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此前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诚然,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但是,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到过去。我记得,在80年代初,有的中国人在向外宾介绍改革开放时往往要说到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五十年代。于是,有的外宾就不客气地问道:既然如此,你们回到五十年代就可以了,何必搞改革开放呢?可见,改革开放不仅要对文化革命造成的乱象进行拨乱反正,而且是要往前探索一条新路。当年推动和倡导三大问题讨论的领军人物于光远和薛暮桥,在8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也同样成为领军人物。当年参加三大问题讨论的中生代经济学人,很多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虽然80年代和60年代相差20年,但从这些经济学人的表现中,不难发现他们20年间在学理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最后,我想谈一谈于光远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学术研究的方法应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这似乎已经成为研究人员的共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在这里,我想就于光远和其他两位学者合写的一篇文章来谈一谈。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发表在《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上。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篇文章对半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和土地报酬及其相互关系作了一定程度的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在当年的社会背景下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年纪大一点的经济学人都还记得,当时正是斯大林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斯大林经济学的特点一是重结论、缺证据;二是重表述、缺分析。因此,斯大林经济学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口号经济学”。在那个年代,许多经济学人的文章只能充斥着经典作家和领袖们的语录,或者复述既定的政策。于光远和孙冶方等有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学者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孙冶方明确地提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不应该搞政策汇编。我曾亲自听到于光远在许多场合反对在文章中搞语录排队。遗憾的是,尽管于光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对分配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但这种分析方法长时期内未能得到发展;特别是1958年发表了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以后,分配问题的研究一直在姓资姓社中兜圈子,耗费了大约20年的时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于光远不得不在70年代末发起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在分配领域掀起了拨乱反正的高潮。我们作为晚辈,只能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才能将分配问题的研究逐步引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轨道。可见,在分配问题的研究方法上,于光远是我们的开路人。

  于光远作为有很好自然科学基础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思路是值得钦佩的。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研究经济效果问题时,他和孙冶方都写过《最小-最大》(是《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的简写)的文章。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意识到当年他和孙冶方的研究都没有量化。有一次,他对我们说,要把《最小-最大》加以量化,必须改一个思路,那就是:“在产出为既定的情况下,投入最小;在投入为既定的情况下,产出最大”。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在达到高龄以后亲自去做计量工作,但是,他的思路却一直在启发着后来人。

    (编稿:管宇飞 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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