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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4日 11:12 来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作者:罗楚亮
罗楚亮: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及政策启示

   原文标题: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及其政策启示

  摘要:从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特征来看,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变动可能既没有库兹涅茨式的乐观,也没有证据支持皮凯蒂式的悲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既不存在自发的改善机制,也不存在内生的恶化机制,也许在更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通过比较中美收入分配结构可以发现,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劳动力市场存在对低工资人群的保护不足,而高工资人群中的竞争不足现象。从中可以获得的启示包括,可能并不存在决定收入差距长期变动的简单机制,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具体政策的分配效应;完善再分配机制、增强对收入分布中低工资人群的保护,与强化收入分布中高工资人群的竞争激励并不矛盾,在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中应当避免相反的政策组合形式。

  关键词:收入差距;长期趋势;库兹涅茨倒U假说;皮凯蒂效应;再分配;工资不平等

    作者:罗楚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北京100875

   【文摘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总体上表现出不断扩大的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全国收入基尼系数,自2009年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但总体上收入不均等程度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如何使得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成为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

  许多学者都描述过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一些更为强调理论逻辑的推论,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本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结构日渐趋向两极分化。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衡量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来反映这一变动过程。后一倾向始于库兹涅茨,他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认为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扩大,而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则会缩小,并且这一过程会通过经济结构变化导致高收入工作机会向低收入人群渗透而实现。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差距变动过程的这种“猜想”引发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由此引发的“争论”似乎更多于“证据”。

  如果库兹涅茨假说成立,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含义无疑是令人兴奋的。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变化只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即便在一定时期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坚持“挺过”这一特定阶段就能克服。因此,在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上,发展是第一位的,分配则是无关紧要的。无论经验证据如何,这种观念在一定时期中给人以美好的憧憬。对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也有不少人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并寄希望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而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然而,似乎很少有发展的案例支持这种图景。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高收入人群所占收入份额相对较低且较为平缓以外,其他国家中高收入人群所占收入份额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财产分配、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经济政策都分别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总体而言,除了如战争等某些特定的冲击外,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表现出明显缩小迹象的时期并不多见。相对于库兹涅茨对于收入差距变动过程的乐观预测,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于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的描述总体上则是悲观的。在Piketty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财产继承以及两个“资本主义基本定律”导致财产收入在收入差距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或许是在以“法国的现象”(食利阶层的变化)来解释“美国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

  无论是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还是缩小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解释力度通常都是有限的。对于收入差距变动,也许并不存在一个简单而通用的解释框架。如果说库兹涅茨的乐观猜想所得到的只是一堆有争议的证据,那么Piketty式的悲观预测很可能也同样是缺乏经验证据支持的想象。Alvaredo & Gasparini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变动特征时也指出,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发展中经济体不可移易的特征(immutable feature)。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既不存在自发的改善机制,也不存在内生的恶化机制,也许在更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

  我国收入基尼系数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2009年以来略有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从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2001年之前,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总体上要低于美国税后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以后,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的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与美国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相当。

  美国市场收入基尼系数通常在0.5以上,2012年高达0.61。但在市场收入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两者的相差幅度从1979年的0.118上升到2013年的0.154。这种差异主要发生在市场收入与税前收入之间,也就是说包括养老金在内的政府转移收入具有明显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但这种效应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并不明显。如果将居民收入按照分配过程进行类似的拆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市场收入、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就导致,尽管我国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但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反而略高。这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

  在中美两国经济中,工资收入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1979—2013年期间,工薪收入在美国居民收入中的构成份额从69.7%降至61.3%。如果劳动收入中包含基于工作特征的相关社会保障收益,则全部劳动收入在1979年和2013年分别为77.4%和72.5%。尽管这一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份额是在下降的,但总体上仍是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的劳动收入统计中通常并不包括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收益,并且在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城镇居民来看,1990年工资收入占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为75.83%,2014年为62.19%,总体变动趋势也表现为下降特征。这一份额要高于美国的工薪收入份额。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份额则在较为快速的增长,2014年工资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接近40%。

  由于工资收入构成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收入差距也就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工资分布的低端不平等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但总体上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工资分布的高端不平等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主导着工资分布总体不平等的变化。工资分布高端不平等程度通常大于低端不平等。大致可以推测,工资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是由于高工资人群工资收入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相对稳定的工资分布低端不平等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对弱势人群的保护,高工资人群的工资决定中可能具有更强的竞争性。

  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状况却表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特征。改善再分配机制和完善市场机制对于改善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应当通过再分配等手段增强对于弱势人群的保护,另一方面需要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促进收入分布高工资人群的竞争。

  从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期并不多见,收入差距上升阶段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也各有不同。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可能既没有库兹涅茨式的乐观,也没有Piketty式的悲观。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收入差距的自动缩小,也并不存在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主导各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不尽相同,正如同各国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也可能千差万别一样。

  我国的社会保障缺乏收入再分配效应,可能与三个方面的特征有关。一是社会保障项目的就业依附性,即现有的社会保障大多是与就业状态相联系的。社会保障缴费取决于工资水平,所享受的保障待遇又取决于缴费。而不依赖于就业状态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项目支出水平总体偏低。因而高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程度更高,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不明显。二是社会保障项目覆盖的人群分割性,如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口长期以来都是没有养老金的,这使得养老金这种公共转移收入在城乡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从而总体上缺乏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三是社会保障项目执行的差异性。如低收入人群所从事的大量非正规就业中,“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并未被严格覆盖,或者仅采用非常低水平的缴费和保障程度。

  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竞争机制来改善经济效率,那么更应该将完善竞争机制的重点放在工资分布的高工资人群。需要在工资分布的高工资人群中更进一步地强化竞争,而应该避免因“限高”而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政策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增强对收入分布低工资人群的保护和完善市场,以促进竞争机制对于收入分布高端人群的激励效应。

责任编辑:张文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