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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勤:新兴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
2017年09月07日 16:40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林跃勤 字号

内容摘要:当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推动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强力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和长期趋势,顺应还是抵制、跟随抑或引领数字经济潮流,影响并决定着各国的繁荣发展前景。鉴于数字经济本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及带动效应等特点,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引领数字经济潮头,无疑将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多方努力,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机制与政策环境,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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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推动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强力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和长期趋势,顺应还是抵制、跟随抑或引领数字经济潮流,影响并决定着各国的繁荣发展前景。鉴于数字经济本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及带动效应等特点,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引领数字经济潮头,无疑将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多方努力,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机制与政策环境,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新兴国家 合作发展

 

  一、数字经济基本特点

  “数字经济”指利用包括数字技能、数字设备(软硬件和通信设备)以及用于生产环节的数字化中间品和服务等在内的数字化信息和知识生产要素实现再生产方式与过程重塑、实现革命性效率提升的现象和过程。数字经济不仅包含数字化娱乐出版发行等产业,还包含正在或未来将被数字化的工业控制、物流运输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和产业[1]。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技术与产业重大革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驱动力。数字技术将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变革[2]。

  首先,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产业融合催化效应。信息、云计算、互联网等与产业、商务、贸易、金融、社会服务等的融合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传统产业运行模式,而且孕育、催生许多新的领域并极大地提高运行效能,激活发展潜能,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如网络技术与商务、贸易活动结合的电子商务正在改变零售、消费业态及国际金融、贸易与投资活动等。基于互联网的分享经济还可以将海量的碎片化闲置资源整合起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需求,使得全社会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都得到大幅提升,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突出。数字技术的普遍运用能够带来巨大的关联带动效应。与传统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的溢出与带动效应空前巨大。世界银行(2009)根据对120个国家的经济计量分析显示,宽带服务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直接带动经济增长0.138个百分点,而且在宽带普及率达到一定规模效应后会在更深层面上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提升生产效率,显示出强大经济增长效应。目前,“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相应增加1406.02亿元,相当于年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3]。

  再次,数字技术发展势头迅速,数字经济竞争优势显著。作为数字经济核心驱动力的数字技术发展时间较短,但其突变式、边际应用成本低廉等技术属性决定了更新、普及应用快,其加速度和突变式发展特点有利于弱者的融入和后发者快速追赶。世行报告认为,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包容、高效和创新,数字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为能抓住新机遇实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便利[4]。如,在近年全球贸易增长低迷语境下,跨境电商异军突起,快速重塑传统国际贸易版图。2015年全球电子商务同比增长17%,而传统贸易增长率仅为3.5%[6]。据麦肯锡统计,当前,全球货物贸易中约12%通过互联网开展,加上资源与劳动力的全球流通,50%的世界服务贸易都已数字化[5]。

  二、新兴国家拥有数字经济后发赶超优势

  数字经济具有超前发展的态势和潜能,使得数字时代的全球发展收敛性趋势增强,数字经济发展鸿沟小于传统经济落差,为后发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加速追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兴国家在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拥有强烈追赶发展愿景、市场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和政策制度优势等独特优势。

  首先,强烈追赶发展愿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机械化等传统技术方面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缩小并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发展鸿沟,是每个后发国家的梦想和期盼。但如果遵循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亦步亦趋地追赶,很可能难以在可预期时间里逾越巨大落差。只有借助非凡平台,在特殊领域善出奇兵,才有可能迎头赶上。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正好提供了后发赶超的契机和平台。

  其次,规模优势。以互联网普及为例,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入网增长率远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如中国入网人数从2000年的2000多万人增长到2016年底超过7亿人,普及率约为52%;印度从2000年的不到1000万增长到3.4亿人(2016年6月),普及率为30%;而同期美国仅从1.2亿增长到2.8亿人。全球未来的30多亿新网民的90%将来自发展中国家,2016年金砖国家网络覆盖率比G20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在全球126个经济体信息社会发展指数排名方面,中国排第84位,俄罗斯列第29位,巴西第57位,南非第71位,印度第114位,金砖国家等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基本尚未进入信息社会(俄罗斯除外)的落后状况,将为其数字经济提供巨大提升空间[7]。互联网技术有助于让落后区域居民和弱势群体均可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迅速掌握新技能,实现创业创新。如中国许多落后农村地区借助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从农业文明一步跨入信息文明;中国“淘宝村”从2009年的3个增加到2015年的780个。

  再次,后发优势。数字技术的跳跃式快速普及特点有利于落后地区或新兴国家及时跟进、跨越式发展。如借助“数字+”,通过网络购物、P2P金融、网络约租车、分享式医疗、智能制造等数字技术,可以迅速解决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加速完成工业化任务,实现“换道超车”,直接从工业2.0、工业3.0进入新工业4.0时代。新兴国家在数字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落差比在传统技术领域的差距要小,后发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加速发展。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在较短时间内跻身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行榜前10位,俄罗斯的Yandex、卡巴斯基,印度的Snapdeal、Zomato、ShopClues,以及 Paytm等IT公司等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数字企业典范。波士顿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对整个经济的贡献达到6.9%,超过了同期美国的5.4%。事实上,新兴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后发优势使美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等方面拥有的领导地位正在成为过去[8]。

  最后,制度与政策保障优势。新兴国家有很强的加速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景,并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系列政策鼓励措施,使其追赶发展具有坚实保障和支撑。印度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信息产业发展策略,从1987年起开始建设软件技术园区;1991年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和《电信港建设计划》;1998年7月提出“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和发展软件业108条措施;1999年颁布《信息技术法》;2015年9月25日提出“印度创造”、“数字印度”等战略。近年,中国制定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互联网+”行动、中国制造2025、大数据战略、信息消费、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系列文件。俄政府先后颁布了《2002—2010年电子俄罗斯》联邦专项计划、《2014—2020年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及2025年前远景战略》、《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计划草案(2017)》等。高度重视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新兴国家数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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