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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测量与评价
2013年09月24日 10:49 来源:《经济评论》(武汉)2012年3期第30~38页 作者:于敏/王小林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经济增长/贫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指数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评价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贫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指数
  作者简介于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yumin0623@gmail.com 北京 100871;王小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电子信箱:wangxiaolin@iprcc.org.cn 北京 100028

  

    一、引言

  近30年来,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尽管高速的经济增长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有27%的人口生活在1.25美元/人/天的国际贫困线以下,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2美元/人/天的国际贫困线以下。除了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外,非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也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加剧,以及消除非收入贫困的进展缓慢。尽管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在减少收入贫困方面能够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仍有许多国家在减少非收入贫困方面难以达标(Carin and Kapila,2011)。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4 000美元,步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由于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流动固化,低收入阶层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且能力差距不断拉大,致使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姚洋,2011)。包容性增长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11)。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得到了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认可,印度“十一五”计划(2007-2012)提出了实施包容性增长战略(Government of India,2006),印度也是第一个将包容性增长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亚洲国家。

  二、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一)减贫战略演进历程

  包容性增长是在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最终让贫困人口受益,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因素(Deininger and Squire,1996;Dollar and Kraay, 2002;White and Anderson,2001;Ravallion,2001;Bourguignon,2003)。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减贫,只有经济增长是持续的,广大劳动者都能从中受益,劳动收入在经济增长中占较高份额时,才能实现广泛的减贫。Bourguignon(2003)提出了“贫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三角图,认为除增长效应外,收入分配效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因素,如图1中由增长效应、分配效应对贫困减少形成的三角图。Ravallion(2004)以及Kakwani和Hyun(2004)等提出了“利贫式增长”,即通过收入再分配让贫困人口受益。阿玛蒂亚·森(2001)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贫困,认为权利贫困是限制人们获取各种自由的根源,要摆脱贫困,首先全体居民要取得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手段,他提倡通过赋予人们经济自由,完善社会保障,以提高能力。受其对权利贫困的启发,亚洲开发银行认识到机会不平等是带来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007年修订了长期战略框架,制定了包容性增长发展战略。

  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三个阶段,与此对应,对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经历了从纯粹强调增长速度,到“利贫式增长”,再到“包容性增长”的演进,即增长效应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分配效应通过利贫式增长减少贫困人口,而权利效应通过赋予人们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实现减贫(图1)。

  贫困减少 经济增长 利贫式增长 增长效应 分配效应 包容性增长 权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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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减贫效应与减贫战略图

  (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在学术研究领域,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仍不统一,但主要观点集中于几个方面。包容性增长必须降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和非收入不平等(Klasen,2008;Grosse,et al.,2008),让贫困人口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非贫困人口,这里的贫困人口不仅限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还包括中低收入人口(Klasen,2010)。Ali和So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需要增加各种获取社会福利的机会,如获得健康、教育的机会,用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检验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与Roemer(1998)关于机会平等的定义类似,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机会平等。Ali和Zhuang(2007),Zhuang和Ali(2009)进一步认为,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创造就业和发展的前提。

  包容性增长比利贫式增长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注重事前分析,考虑可持续、高速增长面临的约束,而不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还考虑如何利用那些陷入低生产率、被排斥在增长过程之外的劳动力,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是基于市场和非市场行动相结合,旨在革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倡导机会平等的高速、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包容性增长的重点在于增加发展机会,改善和增加民众的福利(杜志雄等,2010)。

  包容性增长与多维贫困在目标上具有相似性,认为健康、教育、收入等是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发展的手段(阿尔基尔等,2010)。林毅夫(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二是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三是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

  对包容性增长的定量研究不多,Ali和Son(2007)提出了机会公平的评价方法,并用绘制机会曲线的方法评价包容性增长,该方法比较适合用于评价单项指标的公平和包容性状况,如教育、就业,但不适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的包容性增长。McKinley(2010)提出了用综合指标体系评价国家层次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并对亚洲的6个国家进行了评价。McKinley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对外援助目标而设置的,有些指标不适合中国,如“通电人口比例”指标,该指标在中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选用该指标则标准太低。

  包容性增长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对包容性增长的定量评价尚不多见。综合以上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视角评价和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增长,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也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全民参与增长过程,共享增长成果。为客观评价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首先需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我国的经济增长特点,从而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包容性增长的测量方法

  本文在借鉴McKinley(2010)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以测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下面将具体介绍构建方法和步骤。

  (一)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

  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分为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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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择维度和指标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本研究采用McKinley(2010)评价包容性增长的维度,从四个维度评价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以及获得基础社会保障。

  1.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就业机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快,二是经济增长有可持续性。评价经济增长最常用指标是人均GDP增长率,可以衡量经济增长的速度。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常用指标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因此,采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评价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代理变量。就业机会的增长主要反映在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增长,因此用“二、三产业就业率”、“当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反映就业机会。

  2.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包容性增长在保证过程公平、机会均等的同时,最终目的是保证结果的公平和贫困人口受益。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和整个社会不公平程度直接反映社会成果是否共享。如果经济增长能有效解决贫困,并降低不公平程度,也将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研究选择“居民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代理指标,选择“城乡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城乡不平等的指标,采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和“2.5美元/人/天的人口比例”贫困线衡量贫困。

  3.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公平参与经济机会是经济增长过程包容性的条件,人们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而个体能否参与经济机会,取决于个体能力以及政府为提高人的素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因此,用扩大人的能力指标反映过程的公平,本研究选择“每千名活产儿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初中毕业率”、“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四个代理指标反映人们获取健康、教育方面的公平状况。

  4.获得基础社会保障。包容性增长关注拓展所有人的机会(Ali,2007),并使所有人都平等地获得这些机会,消除极端贫困。公共行为的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能力,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技术意义,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即社会保障应是公共行为的一个目标,而不应是小范围内的一系列特定政策,社会保障具有“保护”和“促进”功能,前者重在防止生活水平的下降,后者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扩大人们的基本能力。所以,若要消除极端贫困,需要重视基本社会保护或者社会安全网(Ali and Zhuang,2007)。社会保障水平可以反映基础社会保障状况,社会保障水平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中社会保障的份额和现实的保障水平。国际上普遍用社会保障金率衡量社会保障水平,其计算公式为:社会保障金率=社会保障总支出/GDP。

  本文结合中国国情,构造包容性增长指数,包括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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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重、标准化及指标阈值

  包容性增长指数的权重设置采用专家座谈法,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21名专家,对包容性增长指数的权重进行了讨论,认为经济可持续和机会公平是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基础社会保障是包容性增长的必然要求,在包容性增长指数4个维度的权重设置中,应该给前三项相等且较高的权重。因此,课题组对4个维度的权重设置为:前三项各占30%的比重,基础社会保障占10%。专家对各指标的权重打分平均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的指标体系中既有正向指标,又有逆向指标,还有区间指标,其标准化处理的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方法如下:

  1.正向指标的标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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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区间指标

  根据区间上限、下限对每个指标得分有具体说明,详见以下部分。

  (四)单项指标得分范围及目标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该指标反映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以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为目标值100分,以平均增长率为基准值60分。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一般为70%,以第三产业比重70%为目标值。

  二、三产业就业率。2007年日本、韩国二、三产业就业率约为94%,我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因此,以94%为目标值。

  当年外出农民工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对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放开,但仍存在严重的城乡壁垒。本指标以80为上限,以60为下限,设置60分、70分、80分三个得分等级。

  居民基尼系数。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基尼系数在0.2~0.3表示比较公平,得80~100分;0.3~0.4表示相对合理,得60~80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得0~60分;超过0.5得0分。

  城乡基尼系数。参照基尼系数得分方法。

  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生活在2.5美元/人/天的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这两个指标都是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值,即贫困发生率为0作为目标值,达到目标值得100分。

  每千名活产儿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0为目标值,以该指标世界最高死亡率200为最低值。

  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以0为目标值,以100%为最低值。

  初中毕业率。以100%为目标值,以0为最低值。

  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数。该指标是生均教育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衡量教育经费多少的相对量指标。世界上人口较多的国家的统计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的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数一般为0.15~0.22①,我们国家一向重视基础教育,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本研究用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数0.20为目标值。

  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参考穆怀中(1997)标准计算方法,1992年、2000年、2010年适度上限的标准分别是11.31、10.76、13.73,适度下限分别是9.45、8.89、11.86。由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本研究采用低标准,以适度下限为目标值。

  综上所述,单项指标取值范围或目标值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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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标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指标权重是通过专家座谈得出的,专家座谈法有较大的争议,为检验赋权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和牛津大学多维贫困赋权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采用平均赋权的方法(Alkirea and Foster,2011)。这里采用另外三种赋权方法,并分别计算结果。这三种赋权方法分别是:(1)4个维度指标平均赋权重,即每个维度的指标权重都是1/4(即0.25),根据每个维度权重再平均指标权重;(2)7个领域指标平均赋权重,每个领域层指标的权重都为1/7(约等于0.143),每个指标再平均分解具体指标;(3)13个评价指标平均赋权重,都为1/13(约等于0.077)。

  四、数据及结果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制度变迁,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North and Thowmas,1973),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体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78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开始了中国农村生产制度的创新,80年代农民收入迅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21世纪的前10年是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10年,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并连续出台了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9个一号文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因此,本文以1990年、2000年、2010年为分界点②,考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趋势和特点。

  (一)各项指标值及数据来源

  根据统计年鉴及学者的计算结果,汇总各指标值,列入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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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包容性增长指数标准化的方法(公式(2)、(3))及单项指标目标值(表3),计算得出标准化的包容性增长指数,见表4。

  (二)评价结果及指标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包容性增长指标的单项指标得分和综合指数得分,计算结果见下表5、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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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采用另外三种赋权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三种赋权方法所得结果趋势一致,只是所赋权重不同,每个阶段包容性增长的进步程度有所不同(见表7)。总体来看,1990-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指数呈上升趋势;1990-2000年,包容性增长进步较快;2000-2009年,包容性增长进步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趋势上看,用专家评价法赋权得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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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价结果分析

  1.1990-2009年,包容性增长指数取得了较大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越来越趋向包容性。分阶段来看,1990-2000年,包容性指数进步较快,从61.12上升到65.06,而2000-2009年,进步则相对缓慢,从65.06上升到66.21(见表5)。

  2.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指数总体水平比较低,除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国家贫困线以下比例、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标准化得分在80以上)以外,其他指标得分都比较低,特别是二、三产业就业率、2.5美元/人/天以下的人口比例、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指数、社会保障金率指标水平更低(见表5)。

  3.1990-2009年,除收入不平等指标得分呈下降趋势外,其他领域层指标得分都呈上升趋势,收入不平等指标得分的大幅度下降抵消了其他指标进步的成果。从1990年至2009年,由居民基尼系数和城乡基尼系数合成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得分从14下降到5,是所有指标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指标(见表6)。居民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5上升到2009年的0.45以上,城乡基尼系数从0.36上升到0.44(见表3)。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理念和内涵,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设计了一套评价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此评价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了评价。

  评价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的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广泛就业,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成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

  第一,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机会公平性。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率不成比例,直到2009年,二、三产业就业率仅66%。因此,需要改善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

  第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收入结果的公平性。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要实现我国包容性增长不仅需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还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人均收入,调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动员政府、企业和非政府资源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向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流动,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

  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关于教育机会的评价指标得分都比较低,特别是中学生生均教育经费。因此,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弱势人群提供更完备的基础服务,从而提供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本基础,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四,完善基础社会保障,提高保障的公平性。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取得了进步,但与国民生产总值进步速度相比,进程比较缓慢,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因此,我国今后在农村地区应加强对基本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医疗、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在贫困地区积极探索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机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JEL Classification: Q01, R11

  注释:

  ①引自胡鞍钢、王磊,2010:《全社会教育投入:教育发展的核心指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3期。

  ②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有些数据用附近年份的数据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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