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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文 王青 张荣: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
2018年08月28日 09:18 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张桂文 王青 张荣 字号
所属学科:经济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桂文,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青,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荣,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文献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

【原文责编】朱犁

 

【文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最为世人瞩目,一是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二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29.5%上升到2016年的72.3%,提高了近43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从1978年的3 150万人提高到2016年28 171万人,提高了近9倍。同期,按2010年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共有7亿多人实现了脱贫,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降到2017年末的3.1%,取得了农村反贫困的辉煌成果。然而,目前中国仍有3 046万贫困人口,相当于北欧五国人口总数的1.15倍,不仅贫困人口基数大,而且多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常规性扶贫措施难以收到实效。近年来,脱贫人口返贫现象呈增加趋势,脱贫攻坚仍面临巨大挑战。
    长期以来,农村贫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较为匮乏。学者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减贫效应的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实证层面,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重要作用,但很少有学者系统地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减贫的作用机理。学者们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由于检验样本、研究变量及研究方法选取上的差异,研究结论分歧较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减少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在优化变量选取的基础上计量检验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不仅有利于弥补学术研究的不足,促进中国农村减贫工作的开展,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村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劳动力几乎是其仅有的资源。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理主要有4个方面:(1)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很低,只能维持生计工资水平,农村整体上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难以通过农业生产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窘境。而非农产业具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突破了小农经济分散化所引致的低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都明显要小于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较高,从而其工资水平要高于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不仅增加了自身非农就业收入,还会通过收入转移提高其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这对农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作用。

   (2)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伴随着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均耕地经营面积会不断增加,从而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进而增加农业收入。

    (3)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农民的收入挣得能力。根据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模型,只有当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其投资成本时,人们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于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不仅能够获得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性报酬,还会因技能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工资收入,甚至可以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获得更多的预期收入,这不仅提高了转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增强了其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劳动力迁移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工效应”、“配置效应”、“创新效应”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使其相应的投资获得回报和收益。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使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而且还会通过家庭代际之间的传递作用增强未来一代人或几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自己子女乃至后几代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促进整个家庭甚至家族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摆脱贫穷的代际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4)降低农业人口占比提高农民的政策影响力。根据按照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农民由于人数众多,利益高度分散,属于弱势群体。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人口比重逐渐减小,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变,农民由于成员数量少,利益高度集中,其内聚力更强。随着农民群体博弈力量增强,农民的政策影响力也会得到提高,逐渐促使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偏向农民这一群体。这种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转变,有利于政府更多地考虑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增强政府对农村贫困人口转移支付的力度,对于农村减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实证的基础上,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占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使贫困发生率平均降低0.5708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显著促进了农村减贫;同时,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基础设水平对减少农村贫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不显著,这与中国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和部分土地撂荒密切相关。

    从以上研究结论不难看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资源的乡城流动与合理配置,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减贫。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转型发展,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已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已趋于下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在上升。2009~2013年农民工数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60%,2014~2017年下降到1.60%;从农民工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从2013年的15.2%增加到2017年的21.3%,而同期21~30岁的农民工占比从30.8%下降到27.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下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趋于上升,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

    其二,农业转移人口非市民化严重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受二元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表现为非永久性的特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却不能在城市定居。农业劳动力非永久性乡城迁移虽然缓解了农民工进城就业所带来的城乡居民的利益矛盾,也使农民工在失去城镇就业岗位时可以回到农村以农业谋生。然而,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工非市民化不仅导致大量的农村空巢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且出现了农村贫困向城镇迁移的问题。大量农民工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就业稳定性差、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更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这些农民工正在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

    其三,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不能只依靠劳动力转移实现脱贫。这些人或年龄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难以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一些人虽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若没有工资性收入作为补充,农民家庭也注定会陷入贫困;一些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家庭只能依靠政府救助维持基本生存。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本文认为,现阶段扶贫工作需要打破常规,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继续发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综合运用人力资本投资、农业规模经营、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实现减贫目的。现阶段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1)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发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要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岗位和生活空间;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避免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群体。(2)开展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3)深化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为农村减贫提供更有成效的财政和金融支持。(4)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建立健全农村贫困识别和动态监测体系;提高精准扶贫的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用多元化扶贫方式;通过技术创新与科技推广,增强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能力。
 

 

作者简介

姓名:张桂文 王青 张荣 工作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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