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菊池一隆　日本国立大阪教育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有关日中战争的讨论广泛展开，其中不仅有对起点问题及时期划分问题的争论，甚至还出现了侵略战争实为“自卫战争”的论调。众所周知，在日本军国主义史观依然有广泛影响，但是其谱系、理论、构造及具体内容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首先，介绍在日本占主流的十五年战争论及对其的批判研究。重点分析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并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做简单的归纳。其次，通过分析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第三势力（民主党派及社团）和华侨的各种动向，实际状态，提出笔者八年战争论的观点。

　　【关 键 词】日中战争史/十五年战争论/八年战争论

　　一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

　　（一）日本的研究

　　在日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塘沽停战协定以后的战争状态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

　　1.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把强调连续性的十五年战争论作为一个有力的论点提了出来。（注：主张十五年战争论的有：1.黑羽清隆的《十五年战争史序说》（三省堂1979年版）；2.藤原彰、今井清一编的《十五年战争史》全4卷（青木书店1989—1990年版）；3. 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91年第2版）等许多论著。 这些论著大多是根据“全面战争”是由“局部战争”发展而成的这种逻辑来进行推理的。但事实上七七事变后是一举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全面战争前未必要有局部战争。）这一论点是鹤见俊辅在1956年提出的，家永三郎继承了这一理论。可以说，这是日本近代史坛的主流理论。这一理论所提及的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是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二是突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重要性；三是使日本对中国的责任明确化。（注：安井三吉的《日中战争史研究备忘录——〈十五年战争〉和〈抗日战争〉》（大阪历史科学协会《历史科学》99、100合并号，1985 年5月）。 参见鹤见俊辅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中央公论》1956年1月号）等。）

　　前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纯属学术研究问题。后一个方面是在“知识阶层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延长线上，提出“历史学家的责任”问题，从而又发展到追究“国家的赔偿问题”这样一个政治方面的实践问题，其性质是不同的，本人认为应该分开来考虑。否则，作为前两方面研究的结果自然会产生的后一方面的问题会逆转过来，变成为了证实后一方面而来论述前两方面。这就会出现在历史学的实证方面把自己禁锢住的危险性。其实，在中国史研究学者中，象安井三吉、西村成雄、副岛昭一等人也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论（注：1.安井三吉，同前论文、《卢沟桥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版）；2.西村成雄的《中国近代史像之再构成及＜抗日十五年战争＞》（《历史科学》102号，1985年11月）；3.副岛昭一的《日中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把中国战线、东南亚战线和太平洋战线并成一个概念，主张统称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基本上是支持十五年战争论的，但是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八年战争论。），石岛纪之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版）也支持这个观点。

　　2.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的塘沽停战协定等作为标志，主张非连续性观点的有：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装版）、《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远东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和平还是扩大战线？》（中公新书1976年第14版）等。大杉一雄的《日中十五年战争史》（中公新书1996年版）所写内容与标题并不一致，对十五年战争论持的是批判态度。他在《序言》中指出，十五年中有四年非战争状态，十五年战争论是陷入了没有其他选择的历史决定论。日中战争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这一观点与本文将论述的八年战争论不无相同之处。另外，日本的一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本人亦为其中之一）也对十五年战争论持批判态度，在学会和研究会层次上支持八年战争论的观点虽为少数，但还是存在的。（注：例如：由池田诚编著的《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一书的执笔者10人（本人也是其中一员）对十五年战争论意见并不一致。）最近，“民国史观”被提了出来，在其延长线上中国共产党史和国民党史被视作中国近代史的一环，进行其相对化的尝试。（注：参见山田辰雄的《当今之急务——民国史观》（《近邻》第17号，1990年5月版）， 野泽丰编的《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版）等。）其结果，把第三势力等因素推上了历史舞台。1928年以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虽说有相对化的必要，但是在日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比起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来，对其评价原来就过低，而且其研究也进展缓慢。应该说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通过这样的讨论，其研究正在深化。

　　3.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战争史研究谱系。最近，作为在战后日本依然根深蒂固的“侵略战争美化史观”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突然抬头。（注：关于“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的称呼问题的争论是超越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美化问题的。例如：上山春平在《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意义》（《中央公论》1961年1月号）一文中指出， “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忘却了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的强制性的解释，应该使用日本通用的概念。信夫清三郎（《“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战争”》，《世界》1983年8月号）接受这一提案， 他认为：把“大东亚战争”的称呼视作侵略主义者行为，而把“太平洋战争”的称呼视为有进步意义的做法未免太草率了，这个称呼不是权宜之称。日美开战初期，海军主张叫“太平洋战争”（对美），陆军主张叫“大东亚战争”（对英），结果后者被采用了。1942年2月田中中将提出了首先使英国屈服， 然后让美国放弃战意的二阶段战略。日本的战争具有对英、对美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构造，其深层又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结构。目前应使用最能广泛覆盖战争实体的“大东亚战争”这个称呼。与此相对立的斋藤孝（《“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世界》1983年11月号）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背景，对使用可能起美化作用的“大东亚战争”的称呼持否定态度。）战争当时，东条英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以后，但是现在一般把“大东亚战争”时期与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视为同一。由于日本宪法的纲要以及日本民众对于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这种论调一直受到压制。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日本经济的萧条，失业者增多，高举“护宪”（拥护和平宪法和反战和平）旗帜的日本社会党（现为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共同建立联合政权的同时，因一再向自民党妥协，很快失去了“护宪”的色彩。另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疑问，从而削弱了其拥护势力。以下介绍持军国主义的战争史研究谱系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4、1965年版）。林房雄是《西乡隆盛》（全12卷，朝日艺能出版社）的作者，以社会评论家而闻名。 就其本人的简历来看， 1925—1926年治安维持法适用的最初的学生运动镇压事件时期，他是远东大学新人会（以1922年俄国革命5 周年为契机组织的）学生运动领袖，也是无产阶级作家。他虽然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1933年由于日本政府的镇压，日本共产党党员大规模转向，他也在那个时期转了向。1936年出版的《壮年》表明了他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他似乎相信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是日本政府声称的“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圣战”。战后，他宣称从幕末、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的一系列日本战争是为了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解放出来的“东亚百年战争”，其特点是以“爱国”、崇拜天皇为宗旨，强调反美、反共。这成了后来右翼反动历史观的起点。

　　第二，渡边升一（上智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和英国的社会评论家）写了《从日本史看日本人·昭和篇——“立宪君主国”的崩溃与繁荣之谜》（详传社1989年版）等书。他轻视日中战争而极重视日美战争，这是基于日本输给了美国而并非输给了中国这一理论。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旧军人以及右翼分子中仍残留着这种观点。他对1924开始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的币原喜重郎的对英美协商外交给予评价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排日移民法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使日本人滋生了对美的厌恶情绪。他认为，在对待文化方面比黑人奴隶“优秀”的中国人、以及比中国人更“优秀”的日本人的移民问题上，美国白人中有一种“黄祸论”，这致使日本从亲美转向反美。另外，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的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也使无资源国家日本遭到背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强调说，日本因困于石油禁运，无可奈何于1941年拉开了日美战争的序幕，并得出结论：日本并非好战，而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发起战争的。他谴责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为“同根”，主张反共、反法西斯，尤其强调反共，反法西斯只是作为陪衬。对于日本民族精神的支柱——天皇则予以高度评价。

　　第三，中村粲（独协大学教授，反共社会活动家）的《通往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1990年版）认为日本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为“国防安全和民族生存”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位于“围绕门户开放主义日美抗争50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与共产主义之战”这两大潮流的合流之处。这一理论使日韩合并（朝鲜殖民地化）也成为正当的了。他还强调，“满洲”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设立“不是侵略”。他说：“共产主义是反人道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作为“防波堤”而战的日本是“完成了正义和解救人类的战争”。他的结论是：具有“防共战”性质的“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日本的道路是正确的。林、渡边、中村的立论实在是牵强附会，加之他们对战争毫无反省之意，从来就是支持者寥寥。

　　第四，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原日本共产党员，因苏联解体和美国海湾战争而转向）等人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引起了一场争论。（注：藤冈信胜：《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人、恶人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版）、《教科书不教的历史》（扶桑社同年版）、《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同年版），及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国民的疏忽》（PHP研究所同年版）。）藤冈不是历史研究学者， 他是专门研究中学社会学科教育方法问题的。因此和那些从资料中找出实证理论的历史研究者不同，他是从别人的著述分析中引出结论。其结果是，他只是抄袭了林、渡边和中村的理论，没有独立性。但是他一方面批判林、渡边、中村的见解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方面又从反美的观点批判“远东审判史观”，进而又从反共的观点批驳在战后曾经给日本的历史学者带来过很大影响的“共产国际史观”，提倡树立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史观”。他认为是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史观”（注：藤冈把历史学与小说混为一谈，对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山坡上的云》等小说中出现的从幕末、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领袖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并引用于自己的文章。但是正如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在渡边升一所著《从日本史看日本人·昭和篇》一书的“解说”中所写的那样，那并非藤冈的独创。）给其提出了认识历史的可能性。他解释说：自由主义史观是建立在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共产国际史观”、“远东裁判史观”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其对日本侵略问题评价过低，实质上也无异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尽管如此，因伪装客观，一举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其背景是，日本政府首次对亚洲表示了谢罪之意，结果文部省放宽了对教科书的检定标准，因此中学教科书中编入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内容。可以把这看作是对此抱有危机感的人们的反作用。然而由于他们的观点很多重要部分不示证据，只是凭想象或依据旧军人的回忆写成的，因此在实证、分析、论证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支持。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在右翼倾向较强的一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中小学教师、一般民众、右翼分子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加上还有全国性报纸《产经新闻》为其作后盾，现在成了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

　　（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

　　关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见解作一下简单的归纳。在中国大陆，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以中共党史为基准的，叫作中国革命史，进而分为中国近现代史。（注：在中国，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承认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解放区的战场是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因此承认国民党也参加了战斗。持这种观点的人正日益增多。我个人也认为，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和时间差的问题，但国共两党确实都参加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但是，该书的政治意图在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统一”，为此才对国民党的战斗意义予以评价。本人认为不应事先准备好结论，而是应该首先面对史料。）关于战争史，是把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中国胜利、 日本战败这段时期叫做“抗日战争时期”、“八年抗战”，即八年战争论。（注：例如，中国有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中国概论方面的著作有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中国现代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者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崩溃进行时期划分的。把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这段时期看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国共内战时期，把1937年7 月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战争胜利的这段时期叫作抗日战争时期。后者也把1927年8 月到1937年7月看作是“树立国民党统治、加强工农革命武装和抗日民主运动”时期，把这之后的时期叫作抗日战争时期。双方都提到了东北义勇军的活动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是后者，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虽然说“中国人民的局部的抗日战争是由此开始的”（297页）， 但是实际上只是把它视作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1987年7月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本馆召开的“七七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上，王汝丰提出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报告内容收录在井上清、卫藤渖吉《日中战争和日中关系》（原书房1988年版）中，虽然他是站在“八年抗战”的立场上的，但是在答疑时他却说八年战争和十五年战争是一回事。王所说的一回事，意思大概指是八年也好十五年也好，在认定日本的侵略这一点上是没什么两样的，而并不是说在中国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何时转入战争时期的问题上是“一回事”。）虽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其他各地也逐渐出现了十五年战争论的观点（注：例如，1.何英的《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2期）一文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 自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他举例说，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就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但事实上中共对付国民政府军的围剿就已是竭尽全力。再说，仅大城市的民众不能算是“全国人民”；2.王维礼（东北师大历史系）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和二战史研究》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地方事件，而是全国性的事件。他从国共两党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措施进行论述，主张十五年战争论。但是，我也并没有把九一八事变仅看作是地方事件，而且从国共两党以“阶级斗争”为优先的态度来看，我认为八年战争论的观点更有力；3.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明确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论。该文条理清晰，而且根据中日双方的史料来进行分析的方式也能获得好评。但是其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多出于中国方面，还引用了许多回忆录，所以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八年战争论依然占主流。中国把从1927年8 月武汉革命政府崩溃、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到七七事变这段时期叫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注：可以认为给中国的历史分期以决定性影响的是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他是这样划分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五四运动”（1919- 1921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 这一时期中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的不抵抗主义”与中共和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相对峙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5 年）。）这是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时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优先于解决对日矛盾，因此，九一八事变虽说是及其重要，但是也包括在这一时期内。

　　中国台湾是以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3个阶段及国民政府、 国民党党史为划分基准的。北伐完成后，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训政建国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抗战建国”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注：台湾张其呁主编的《抗日战史》（1966年版）在目录中把九一八事变等作为“序战”，后文却又写到：“日本蓄意侵略我国，为在其明治维新以后之一贯国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感于战争之无可避免，乃积极准备抗战。”（13页）另外，王平的《抗战八年》（琥珀出版社1968年版）、薛光前编著的《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中收录的李云汉的《战争的起源——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背景》等等，主要都是站在八年战争论立场上的。除此之外，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本）等也都把1937年7月以前叫作“抗战前”或“战争前夜”。 几乎所有的史料集都是相同的。不过终究没能摆脱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史观，看来并没有发展到对中共及中国青年党以外的第三势力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例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至公至诚的中国国民党》（1991年）是这样进行划分的：1.“党的改组与全国统一”（1919年五四运动—1928年6月北伐完成以及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2. “训政时期的忧患与建设”（1928年10月采纳“训政大纲”、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的10年），艰苦建设的结果、尤其是国防力量的增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3.“抗战建国”是全民参加的“自卫圣战”，主要对七七事变以后进行了论述。张玉法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 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把《十年建国》（1928—1937年）称为“国家建设”时期，第9辑把1937—1945年称作“八年抗战”。 而支持十五年抗战论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但是对其表示理解的研究者却渐渐出现了。有人折衷地认为：广义的抗战始于九一八事变，狭义的始于七七事变。（注：比较折衷的是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纪念抗战50周年》（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该文一方面把七七事变定为“抗战开始”，一方面又在《序》中写到，广义的抗战始于“九一八”，狭义的始于“七七”。）这有对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一直不抗日、不抵抗意见的反驳之意，反映了现在的国共对立及大陆与台湾的对立，可以说是把政治现状带入了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