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时鲜明提出，要“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军事战略从来是为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新发展军事战略研究和指导，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根本着眼点。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已进入质变的关键阶段。对军事斗争准备来说，军事战略是管总的，具有引导和牵引作用。创新发展军事战略研究是未来战场对抗的预演场，是各国夺取军事竞争优势和战略主动权进行战略博弈的“寂静战场”。在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角逐中，各国集天下精英奋起直追。沉舟侧畔千帆过，今天“寂静战场”的落伍者无疑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失败者，能否“决胜千里之外”，关键取决于“运筹帷幄之中”。

　　未战先胜，战略研究之光熠熠生辉

　　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的胜算，来源于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强军事战略研究，已成为各国制胜未来战争的“先手棋”。

　　战争的较量，首先表现为军事战略研究的竞争。一个人的思想理论力量有时胜过千军万马，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兴衰强弱。被美国史学界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先见之明的天才”的马汉，就是一个让美国走向辉煌的指导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鲜明提出了海权对于一个国家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促成了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诸多国家海军乃至国力的崛起。迄今，仍是美国历届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洋理论、海军理论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科技与经济的进步是军事战略演变的先导，是军事战略发展的直接的物质条件。20世纪初，社会化的大工业使战争力量得到空前的增长，军队获得了性能先进的坦克、军舰、飞机，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此相适应，以使用这些新式武器装备为基础的战略理论相继问世，如意大利杜黑的“空中战争理论”、德国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以及“核威慑”战略，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则催生了争霸太空的“高边疆”战略和“信息战”理论。

　　为了争夺21世纪战略主动，现在世界各国军队都在调整军事战略，创新军事战略研究。在世界军事领域，以前的军事战略创新发展时序是：科技进步—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现在正加紧验证并推动发展的趋势是：军事理论—科技进步—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换而言之是，以前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是先设计打什么仗，再发展什么武器。设计打什么仗，就是军事战略理论创新。美国近20年来连续发起战争，且一场战争一个打法，基本形成了“提出理论—作战实验—实兵演练—实战检验—新的理论提出”的循环模式，创新了战争形态，获得了战争胜利。

　　战无定法，创新是战略研究的生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的战略问题不能太死，我们的军事战略的好处就是活。在所有军事战略研究的要素中，创造性无疑是最活跃、最革命、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素。所谓创新，就是在变动不居和纷繁芜杂的战略局势中灵活应变，在战略指导上不断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其要害在于“新”，“新”是对终点的超越，平衡的打破，动态的延伸，高度的提升。创新能力的高低，是衡量战略研究和指导者优秀与平庸的分水岭。从哲学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这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理论创新出现了“井喷”，其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全，内容之丰富，史无前例。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引领了新军事变革，指导了新的战争实践。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仅仅十多年时间，美军可以说是一场战争一种理论，不论是作战思想、作战人员，还是作战武器、作战样式，几乎都是一次一个样，一次一个“版本”。

　　诚然，美军最近几场战争的胜利是“牛刀杀鸡”的胜利，有胜之不武之嫌。从未来作战我军可能面对强敌的角度看，我军曾经创造的辉煌战史，对我们当前的军事战略研究更具指导和启发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就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回顾历史，我军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面对强敌却屡屡获胜，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我军不断创新军事战略研究和指导，并将其具体化为每一场战争、每一次作战、每一个部队具体行动的战法。红军时期的“运动式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歼灭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等战略方针，都是集聚全党全军智慧的战略研究创新成果，并迅速使之变成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生于忧患，忧患是战略研究的基调

　　忧患意识，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战略研究。可以说，没有忧患这个总基调，战略研究将是一曲不着调的旋律。

　　中国的战略文化，历来强调忧患意识，这也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得以延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有力诠释。所谓忧患意识，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想到问题的出现、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想到危险的降临、矛盾未显现的时候就想到矛盾的激化，正如《周易》所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精神内省，内涵着对事物发展的科学预见和积极建构；也是一种前瞻思维，体现为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充分估计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性警觉。美国有句格言：“没有一个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不停地寻找敌人，不停地强调威胁，不停地渲染危机，成了美国军事文化、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即使是取得战争胜利以后，也要从战略指导、作战指挥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战争回顾，查找薄弱环节、潜在问题、失误原因。美军能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有一种“威胁降临”的忧患意识，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敌人来了”的危机感。

　　没有危机意识，才是最大的危机！长期的和平环境，“温水煮蛙”般地使不少军人淡漠了军事差距尤其是作战问题的研究。与强敌相比，我军武器装备质量上还存在着“代差”，作战理论的“创新成果”未经受战争的检验，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认识理解也仅仅是“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自朝鲜战争之后，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大仗了，我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未来要打什么样的仗？跟谁打仗？在哪里打仗？只有把这些事关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战场对手等重大军事战略问题研究透，才能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定得准。思谋军事与国家利益及未来定位的问题，需要超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哲学思维屏障，需要急起直追的危机感紧迫感，需要立说力做的实际行动和脱胎换骨的“涅槃”。

　　时不我待，在研以致用中实现赶超

　　有人将世界新军事革命称为“第2.5次世界大战”。军事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将直接拖累甚至拖垮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毋庸讳言，与先进国家的军队发展比起来，这种进步无论是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有较大差距，还属于一种补偿性的进步。

　　军事战略研究的创新发展是亘古不变的，关键是要使战略研究成果能“顶天立地”“研以致用”，既科学合理照应全局，又切合实际实在管用；既能抵达“顶点”，探索新规律、提出新思路，又能接得了“地气”，拿出新招数、解决新问题。

　　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思想必须坚持，但内涵与指向应有所充实发展、与时俱进。比如，我国长期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和新的战争形态之下，必须着力把握和处理好积极防御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积极防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积极防御主次要矛盾相互转换的关系。在未来首战即是决战、速度就是胜利的信息化战争中，必须在战略防御整体战略指导下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灵活的攻势行动，坚决打赢战争，有力捍卫主权。

　　创新军事战略研究必须向深化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制胜机理上聚焦。放眼未来战场，我军无论在哪个方向作战，都将是信息化程度很高的联合作战，是全系统全要素的整体对抗，必须把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根本着力点，大力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侦察预警、指挥控制、武器装备、综合保障建设，抓好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的融合集成，逐步构建信息化联合作战体系，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实效性。

　　必须把研究制定海洋军事战略作为军事战略研究的重心突出出来。海上方向对我国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影响日益凸显，尤其是近两年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各种事件频频发生有所加剧，海洋权益争端明显升级。国家的利益延伸到哪里，军队的使命任务就应当拓展到哪里。必须切实加强前沿存在，发展令进犯者望而生畏、怯而止步的战略反制手段，遏制强加于我的任何战略冒险行动，使得战争风险和损失最小化，求取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名优秀军人，应时刻仰望云谲波诡的星空，会时代风云之际，洞纷繁芜杂之变，夺前人未发之声，既以对手为师，更以对手为靶，将军事战略研究能力水平更为清晰、具体地体现在世界眼光和战略素养上，体现在知变在先、应变在前行动上，体现在践行“能打仗、打胜仗”强军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