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历史眼光考察,民国学前教育史的成果完成了基本问题的回答,担负了历史责任,展现了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民国;学前教育;史学史;中国近代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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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季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E-mail:weixizi79@126.com(江苏 扬州 225002);胡金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E-mail:hujp@sina.com(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学前教育史研究作为民国教育史热潮的一个部分,虽然没有进入民国教育史研究的主流视野,但也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果。科学救国思潮、妇女解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等社会潮流都对包括学前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解释方法、研究的视域与叙事研究产生着影响。民国学前教育史的研究是伴随着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虽不令人满意,但回答了一些关键的问题,亦有一些明显的特色。以历史眼光考察,民国学前教育史的成果完成了基本问题的回答,担负了历史责任,展现了一定的价值。
关 键 词:民国 学前教育 史学史 中国近代教育史
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思想传播与事业发展为学前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学前教育的研究成果前后相继,为民国学前教育研究的史学史总结创造了条件。这些总结可为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资鉴。
一、研究者与成果
(一)研究者与研究动因
冯品兰说:“研究教育史意在帮助我们研究现代教育。”①清末,国人所见的中国教育史著作大多是日本学者的译作。中国学者独立开展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是从民国开始起步,学前教育史的研究也大致与此同步。从事学前教育史研究的人员以高校及中学教师为主,其中不乏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名家,亦有部分政府官员及社会学者。相较于同期的教育史研究,关注学前教育史的群体还较狭窄,缺乏专业史家的身影。促使他们进行学前教育史研究的最初动因来自新学制的刺激②。
新学制确立了学前教育的法制地位,“中国幼稚教育事业是伴随着新型学制的制订而出现的”③。此地位的确立不但推动了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发了学前教育史研究的潜在需求。
师范学校学前教育史课程的设置引发了现实的研究需求。《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随着民国师范教育事业的推进,各师范学校大多开设了包含有“教育史”的课程,并进而有学校专设了“幼稚教育史”课程,如北京女高师开设的“幼稚教育史”课程。江西省立实验幼师从1943年开始试用的幼稚教材中即有“幼教发展史”的内容。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竞相为师范学校出版教育史课本”④,其中也不乏学前教育史的教材。
各类学前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儿童教育学术刊物的出现也为学前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支持与展示平台。1919年至抗战时期,十数个学前教育研究机构推动了学前教育事业有组织及系统的研究工作,其中也包括学前教育史的相关研究⑤。《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良师月刊》《幼稚教育丛刊》⑥等杂志也做出了贡献。这些专门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为幼稚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相当的助力与便利。
海外学者的访华讲学活动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如杜威曾来华讲学,周游华夏,“其学说对于吾国之教育界及思想界,影响殊深”⑦。这些讲学包含了近代海外学前教育的宗旨与思想、理论,客观上增强了民国学者对此领域的兴趣。
(二)阶段化的成果
学术界一般以20世纪20年代至抗战爆发前的十数年间为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黄金期⑧。正是在这一阶段,学前教育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⑨。抗战爆发后,学前教育史的研究也逐渐沉寂下来。“1937年到1949年间,由于连年战争,教育和学术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史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⑩
综合文献,20世纪20年代以前,虽有相当数量的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成果面世,但未见学前教育史的研究成果(11)。自1922年“壬戌学制”改革至1927年大学院制改革时期,民国学前教育史研究有了第一批的成果。1922年,陈鹤琴的《研究儿童的历史》(12)发表,这是民国时期第一篇对“儿童研究”冠以“历史”之名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章。同年,唐瑴在其编译的《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上海商务印书馆)中论述了“儿童学”的发展历史,还对福禄培尔等海外学前教育家的生平及教育思想作了简单介绍。吴康翻译了美国学者格莱夫斯(F.P.Graves)1913年所作的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一书,以《近代教育史》(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为名出版,这部被译者以为“其文甚详而不烦”(13)的著作,其中多有学前教育史的内容(14)。凌冰著的《儿童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版)为著者讲演录,共8篇,其中有1篇为儿童学的历史。1923年,胡寄麈的《儿童读物趣史》(《红杂志》第2卷第60期)虽然仅有两页纸,却是民国第一篇对儿童读物进行历史研究的文章。1924年,李浩吾编译的《西洋教育史纲要》(15)(上海商务印书馆)谈到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授法及儿童心理测量等方面的内容。杨汝觉的《历代教育目的之进化论》(16)(《云南教育会月刊》第1卷第1、2期连载),其第8章为《卢梭以后之教育的目的》,也有部分学前教育史的内容。1925年,潘光旦的《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是一篇关于优生学的史学论文。1925-1926年,《京师学务公报》连载了李贻燕的《幼稚教育史》(17),可算民国时期第一个对海外幼稚教育事业及教育家进行系统介绍的文献。1926年,艾伟作《儿童心理学之发达史》(《教育杂志》第18卷第8号),对近代儿童心理学研究史进行了详细展示。两年后舒新城的《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教育杂志》第19卷第2号)是一部描述中国实行新政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文章,也是民国第一部专论中国学前教育史的文章。同年,张宗麟、雷震清所作的《幼稚教育中文参考书目》(《教育杂志》19卷第2号),应是民国首部关于学前教育史研究的工具书。该年还有陈鸿璧在上海所作《幼稚教育之历史》(《教育杂志》19卷第10号),也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以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中期。理由是在该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研究专著,更广的服务范围,更大的研究队伍和更加复杂的史学观点论争的局面。”(18)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就学前教育史学科来看,也是正确的。1928年,张铭鼎作《近今幼稚教育之概况》(《教育杂志》1928年11期),部分涉及了学前教育史领域,揭开了民国学前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序幕。1929年,陶父的《儿童问题发端》(《新女性》第4卷第6期)则是一篇夹叙夹议的好文章(19)。1930年,Lois Hayden Meek著、林仲达翻译的《十年来美国蒙养学校运动》(《教育杂志》第22卷第6期)是对美国蒙养学校进行短时段历史研究的论文。1931年,金海观的《幼稚教育的沿革与趋势》(《现代教育》1931年第3期)发表,该文述及海外及中国学前教育的历史及新趋势。朱镇荪翻译了Leta Hollingworth的《高才儿童历史的研究》(《上海市教育季刊》第3期)是一篇有关学前教育与天才儿童的研究文章,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具有开辟盲区的意义。林树艺翻译日本学者千叶龟雄的文章,以《儿童权运动之起源与发展》为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第23卷第9期)。次年,陈建吾作《近代各国儿童教育发展的略史》(《中法大学月刊》第1卷第5期),谈及儿童教育学的起源及海外等国的学前教育史。该年还有张宗麟的《中国幼稚教育略史》问世。冯品兰的《西洋教育史》(上海大华书局)是一本教科书,服务于简易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等,其中有对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培尔等人的思想专论。1933年,刘诚写成《儿童心理研究之演进》(《教育论坛》第2卷第6期),该文是作者根据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任教的美国学者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所著的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sychology(《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第1章的材料整理完成的。他谦虚地认为,“这里谈不到历来儿童心理的总研究,不过是一个儿童研究的发展概况,及在此过程中,几个大教育家所采取的路径与其成绩和影响吧了。”(20)这是民国学者对海外儿童心理学研究进行引介的首篇力作。1933年,时在法国留学的谢康作《德国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30卷第12号)。次年,他翻译了德国学者麦纳尔(Adele Methner)的文章,以《德国幼稚教育史要》为题发表于《中华教育界》(21卷第9期)。该年,谢康在《教育旬刊》(第8卷5-6期)上发表《德国幼稚教育演进史要》。两文基本雷同。叶恭信则翻译了D.Belliorson的文章,以《苏联幼稚教育》为题发表于《教育研究》(第50期)。张雪门作《世界的幼稚教育》(《时代教育》33卷第1期),谈近十年全世界幼稚教育的一种“特殊的转变”的过程(21)。张雪门的《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原载于《新幼稚教育》,后由儿童书局发行),是一篇对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史采取短时段历史研究方法的文章。罗静轩所编的《儿童书目汇编》(《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第5期)所载多为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所藏儿童书目,其中以学前儿童书目为起点,也可作为学前教育历史研究的参考书。苏联学者品克唯区所作、高构所译的《苏联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是一篇不仅限于苏联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演变的文章,它包含了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发端史。1935年,作为我国最早的学前教育理论专著,张宗麟的《幼稚园的演变史》(22)(商务印书馆版)出版。有学者评价此书:“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研究,是当时最为成熟的研究成果。”(23)丁致聘所编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上海国立编译馆)专记中国教育重大事实,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1933年止,其中也记载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大事,亦可算为学前教育史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何林华(Leta S.Hollingworth)著、朱镇荪所译的《天才儿童》(上海中华书局)中有天才儿童研究的历史内容。葛鲤庭的《三年来之中国幼稚教育》(《江苏教育》第4卷第1、2合期)是具有“断代”身份的学前教育史研究。邵鸣九编著的《幼稚教育史大纲》(上海世界书局)对民国及海外学前教育事业的演变状况也有详细说明。樊兆庚所编的《幼稚教育》(商务印书馆),其第二章则为“幼稚教育发达史略”。美国学者古柏莱(Ellwood P.Cubberley)所著、詹文浒所译的《世界教育史纲》(上海世界书局)也有相关内容。同样,姜琦所著的《现代西洋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对爱伦凯等欧美学前教育家的思想也有系统归纳。熊寿文的《欧美各国教育学“概况”》(《江西教育》1935年第3、4、5、7期连载)主要谈“挽近三十年来,欧美各国教育学状况何如”(24),略涉及德、英、法、意、美等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史。1936年,时在日本留学的丘晋畴翻译了敖得萨社会教育研究所著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大钟》第2卷第1期)。张雪门著《幼稚教育新论》(上海中华书局),第2章为“我国幼稚教育的历史及其背景”。时为安徽大学教育学系学生的程谪凡所作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华书局)通过对民国女子教育的观察,间接剖析了同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1937年,碧云作《儿童生活之史的考察》(《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李梓才作《儿童研究的史略》(《实报》1937年第12期),算是为这一波学前教育史研究的热潮作了一个短暂的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