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皓，研究员，上海开放大学(200433)。

　　内容提要：在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的过程中，读懂中国开放大学的外延与内涵很有必要。本文以“开放大学与电视大学”、“开放教育与远程教育”有什么异同作为立足基点，首先围绕开放大学的办学逻辑起点、教育宗旨意识、教学组织载体以及学习运作机制等四个方位进行了辨析式的聚焦，接着针对“系统还是联盟”、“理念还是使命”、“学科还是专业”、“文凭还是学位”、“银行还是银联”以及“一流还是特色”六对办学“关键词”进行了对比式的发散，试图给人们在“读懂”过程中有一个铺垫式的启示。

　　关 键 词：开放大学 电视大学 开放教育 远程教育 转型 思索

　　当前在教育部批准电视大学更名和创建中国开放大学的重要时刻，我们会直面许多前所未遇的问题，比如定位和使命、理想和理念、体制与机制以及法律与政策等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学校的各个层面，对它们完整的认识不仅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而且更需要经历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开放大学自身，电视大学又该有着怎样的准确认知和深入理解，这也许更为紧要。因此，要读懂中国开放大学就得从最初始、最基本、最简单的基点开始，即什么是远程教育？什么又是开放教育？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同时电视大学是什么？开放大学又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沿着这样一条思索主线，即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还要到哪里去？”这一原本哲学层面形而上的人类天问，转变为当前时代层面形而下的现实追问。

　　一、思索的起步，蹒跚且艰难

　　创建中国开放大学一直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共同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梦想，这不仅仅有英国、美国、荷兰、挪威、印度、日本等诸多国外开放大学的引领，同时也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虽然2010年7月上海电视大学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率先将“上海开放大学”挂牌，但实质性运作的步伐一直相对缓慢。直到2012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上海电视大学被教育部正式批准更名为“开放大学”并揭牌之后，中国开放大学的创建才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加快了付诸实施的步伐。

　　然而依据教育部关于分别设立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和上海开放大学的三个批件，我们如何在原有远程教育的基础上向开放教育进行内涵式的提升？我们又如何由过去的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进行整体战略转型？更需要我们针对“批件”中对开放大学的定位、目标和任务进行深入的思索。这里的“思”便是思考，“索”就是线索，这也就是寻根更要梳理，聚焦更要发散的缘由。

　　记得在2011年4月中旬，我曾应邀参加了《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举办的“学者视角中的开放大学”的专家论坛。那时恰巧是在上海电视大学率先将“上海开放大学”挂牌与国家、北京和上海三所开放大学正式更名后一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牌之间。于是，我便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办好开放大学”为话题，提出了如下三个最为直接，也最易忽视的问题，进行了自问自答。这就是，电视大学与开放大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它直接反映了一种喜新厌旧的情绪；我们办开放大学究竟是办一所“大学”，还是打造一个“平台”？它又间接显示了一种身份与价值的冲突；我们是在克隆英国开放大学，还是要创建中国开放大学？它更彻底体现了一种企盼与无奈的纠结[1]。三年后再回望这三个需要抓紧思考并回答的问题，其学术价值就集中在对“开放教育与远程教育”以及“电视大学与开放大学”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和把握。于是我们的思索不妨从这里起步，先聚焦，以切中目标；再发散，以覆盖层面。

　　二、思索的切入，迷茫且纠结

　　思索的切入，既然要深入现实，那就必须追根寻源。过去电视大学以远程教育为主业，而当下开放大学需以开放教育为己任，于是就得先从远程教育与开放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谈起。

　　首先远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那完全是基于当时社会的需求而对传统教育作出的变革。追溯远程教育的渊源，不论是国外19世纪英国大学的“校外学位”的诞生，还是20世纪美国“大学推广运动”的开启以及我国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函授教育”，都令人难以忘怀。之后60年前的电视教育、30年前的广播电视教育以及15年前的网络教育相继蓬勃开展起来，当然也均属此类。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或者想象得出的“形态”，即校园教育或课堂教学借助于某一种或几种媒体(介)向校外逐步的延伸而已。既然如此，远程教育就必然带着许许多多无法遮蔽的传统教育烙印，比如“计划招生”、“专业教育”、“班级制”、“学年制”、“课堂讲授”等等。为了适应并开展这种远程状态下的教与学，于是人们必然会更好地重视技术手段以弥补时空隔断，更多地讲求模式套路以规范管理，更快地组建办学系统以拓展规模。至于有人认为广播电视大学先前从事的“远程开放教育”就是开放教育，其实并非如此。不论是“远程开放教育”或者是“开放远程教育”，由于理念存在差异、机制运行不同、政策配套滞后，其“底色”其实还是远程教育，充其量不过是或多或少带有开放色彩的远程教育，也即开放教育的初级阶段而已。

　　而对开放教育来说，我们则更多地认为它体现为一种理想乃至一种制度。曾有“开放教育是一种形式”的说法，可能学术上不够严谨。开放教育理想要演化为现实中的成功形式，需要有赖于相应的社会制度、教育政策、教学环境、学习需求等条件的不断趋于成熟，作为这一过程的“路线图”可能会更远，“时间表”也将会更长。既然开放教育是一种理想，那就是我国早已有之且正在不懈践行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条古训。其中“有教无类”对应的必须是“学有所教”，“因材施教”则必然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追求。假如开放教育成为一种制度，那将是由“教育选择人”彻底转变为“人选择教育”，人人享有优质教育将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来看，开放教育其实可以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或者“面向人人的教育”(刘延东，2011)，其中“人本”、“平等”、“灵活”和“多元”正是其深刻内涵和核心价值所在。于是，在开放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人们往往更执著于理念以完善追求，更注重于结构以完善要素，更渴求于制度以保证运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下的开放教育与未来的终身学习联姻并形成互动。在此基础上倘若再探究现有的电视大学与开放大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那就相对容易多了。中国电视大学作为三十多年前特定历史时期的办学产物，不仅受命于成人学历补偿教育，大力培养国家经济复苏急需人才，而且也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然而电视大学作为大学，虽拥有众多作为“立校之本”的学生而号称为“大”，但作为“学”的内涵，也就是“立校之道”的学者和“立校之魂”的学术来说却显得比较薄弱。尤其表现在，多年来一直没能拥有完整的大学自主办学权，从而或深或浅地陷入了“有条例、无章程”，“有理念、无使命”，“大专业、弱学科”，“多资源、少教学”，“有文凭、无学位”这样一个窘境。于是长期以来中国电视大学只能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地方经济的支撑，普通高校的帮助，借助传统的大学办学格式、尚存的计划经济烙印以及习惯的行政管理思维，努力地从事着中国式的远程教育，因而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越发显得不足。

　　随着开放大学在国际上的兴起，开放教育终于如火如荼起来。且不用说远在欧洲的英国开放大学早在1968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令，学校董事会就将“英国播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更名为“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有力地向传统宣示了“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思想的开放”办学使命。更不用说在此之后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的机构，比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韩国开放大学、日本开放大学、泰国的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以及香港公开大学、台湾空中大学等也纷纷都以开放大学命名而进一步完善新的使命追求。如果从教育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的进程，也会发现一个教育开放的新趋势正在形成。那就是从农耕时代的习得社会，再到工业时代的学校社会，直至进入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其中习得社会的标志是人类的出现，生活即教育作为其典型特征，主要是为了种族的自身延续。学校社会则意味着学校的产生，于是教育与生活分开，单一的学校教育以帮助就读者赢得从业机会。而学习型社会则是以校外教育兴起为标志，学习作为一种生存方式，通过自主选择多元途径，将鼓励学习者实现与完善自我。

　　于是，我们梦中的开放大学只有崇尚“开放至上”的理念，才能坚持“学习对象、学习地点、学习进程、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学习资源、学习评价”的全方位开放，才能追求“教学理念、教学环境、教学师资、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多层面开放，在集聚各类教育资源最大丰富的前提下，肩负着人人都可以按需享有优质教育的使命，或许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社会转型之中推进继续教育最好的“枢纽”，发展终身教育最好的“平台”。也就是作为中国开放大学，它既能够克隆了传统大学的基因，又能够繁衍起现代大学的细胞，因而成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完全意义”上的新型大学，且将象征着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开放”、“灵活”、“全纳”、“公平”、“终身”和“国际化”等主流特征全力展现，渴望立即将电视大学在长期办学进程中一直想做、应做、但又往往做不起来的事情，能够在开放大学的创办之初便加快实现梦想成真[2]。这就是面对现实，我们想走得快一些则会觉得迷茫，但想象未来，我们勇于担当一点又会感到纠结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