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戎庭伟(1983-)，男，河南信阳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课程哲学与终身教育，杭州 311121；马伟娜(1970-)，女，浙江诸暨人，通讯作者，心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毕生心理发展与教育，杭州 311121；周丽清(1978-)，女，广西桂林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老年认知与心理健康，杭州 311121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已处于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人口高龄化、老年家庭空巢化成为主要趋势，要有效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考虑老年群体的数量规模外，还要区分不同群体间的个体差异，以采取补救性或提升性的应对策略。老年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提升性策略，作为落实老年人受教育权利的基本途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群体多方面的心理需求，保持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提高老年群体的生命质量，开发老年群体的优势资源，这些功能的发挥，是基于人毕生发展事实的。

　　关 键 词：人口老龄化 老年教育 积极老龄化 社会参与 毕生发展

　　标题注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振兴项目“中国老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研究”，编号为KW8XPT1304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5)10-0020-06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5.10.006

　　一、转换：从量质分离到量质结合

　　1.人口老龄化的量化表征与一般对策

　　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显著特征是老年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来势猛，速度快，“未富先老”等。[1]来自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的资料显示，[2]从2009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800万至900万。截至201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预测到2014年底将超过2亿，今年将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到2020年将占总人口的17.2%，即平均每年增加近600万。预计到2050年我国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4.37亿，约占总人口的30%。不难看出，“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老龄化呈现持续加剧之际，老年空巢家庭迅速增长。2000年，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的家庭中，空巢家庭占比已超过2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到16.40%，“夫妻空巢家庭”占比达到15.37%，二者合计达到31.77%。这意味着中国现在至少有31.77%的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于空巢家庭，这10年中空巢家庭的比重上升了8.93个百分点。“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空巢家庭的比重还会迅速上升。”[3]家庭居住安排，直接影响老人的照料需求及其对外部照料资源的依赖程度，家庭空巢化导致空巢老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家庭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从而带来各种家庭矛盾。

　　同时，我国人口高龄化也在进一步加速。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一系列助老政策的实施，老年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重逐步提升，成为老龄人口中增速最快的群体，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5%。按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高龄人口将超过3 000万，到2050年将超过1亿。[4]高龄人口需要更悉心的照顾，需要享用更优质的社会医疗与福利资源，这一群体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高龄化、空巢化已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态势。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现象，不容人们对应对策略做更深入思考，而只能应付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故当前关于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老年人口的数量所带来的问题上，数量包括相对数量即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与绝对数量即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方面。与此相应，以数量来衡量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所提对策，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养老模式以及政策法规等外在途径上。

　　2.老龄人口质量显著的个体差异性

　　有研究指出，针对老年人口数量变化所做的研究一般存在一个潜在假设，即“老年人口问题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函数：P=f(n)。通常情况下这种函数呈正比例关系，即老年人口相对或绝对数量越大，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越大。”[5]

　　“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下，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问题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同样数量的不同群组的老年人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或者所带来的相同问题的程度也很不一样。”[6]换句话说，老年人口带来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老年人口的数量，还取决于老年人口由什么特征或特质的个体所组成，即老年人口的质量。大量研究证实，老年人口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最重要的特点是个体差异的显著性。[7]老年人的实足年龄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通常具有非一致性，因此，他们在身体素质、照料需求、心理需求等方面悬殊，不能笼统地把实足年龄达到多少或位于同一年龄区间的个体视为相同特质者，由他们所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与程度上也不能看做一样的。

　　鉴于老年群体之间在科学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划分老年群体，[8]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于是他将老年人从年龄阶段划分为低龄老年人、中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从文化素质水平划分为经济老年人和知识型老年人，还有特殊老年人。这种划分揭示出老年人的类的差异性，开始从质的角度来考虑老年问题，分类型差异化地解决老年问题，而在同一类型内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同样需要我们区别对待，所以，类型化分类还有待深化，需要表征出每一位个体的差异化、多元化的需求。

　　3.量质结合与老年教育的出发点

　　按照年龄标准划分老年群体，并借此定义老年问题显然不够科学，而单纯按照人口数量界定老龄化问题也不合乎事实，因为，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或规模的扩大都只是人口现象，并不直接转化为人口问题。要想正确判定老年人口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大小，不能简单考虑这个群体的数量，还要考虑这个人群的类型以及各类型中每位个体的质量。在数量不能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多要从老年人口质量的角度寻找突破口，只有将数量、类型与质量同时纳入思考的范围，才能探寻出老龄化问题解决的合理、有效、经济之道。

　　在量质结合的语境下，老龄化问题并非等同于老年人带来的问题，而是指人口质量不高的老年人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促进方式，适度提升老年人的素质，或者更进一步，开发老年人自身的潜能，那我们就可能整体缓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压力，为社会创造老年财富。这种思维下的对策探讨，需要摆脱当前研究中唯数量指标与量质分离现象，探索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内在途径，提升与增进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建立内外途径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应对方式。这既是老年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老年教育的根本宗旨。

　　二、挑战：老年教育的必要性

　　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界定，生命质量是指个体根据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体系对自身生活的主观感受，包括自然生命质量、精神生命质量、智慧生命质量和价值生命质量四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教育在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增进老年人的自养能力、落实老年人的权利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