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峰，孙百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大学生就业难是供给、需求及供需匹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而言，只有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质量可被政策制定者和高等学校进行干预，才能成为改善大学生就业状况的突破口。但以往能综合考虑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个体层面因素对大学生就业作用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此外，自高校扩招以来，不但大学生的供给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政府的相关政策等也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改进的状态。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纵贯数据进行趋势研究，不但可以考察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影响，还可以通过逐年比较来了解各种因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变动趋势，从而更好地为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基于2003—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并利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对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各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学校类型对毕业生就业并没有表现出稳定而显著的作用；第二，在学历层次方面，专科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好转，本科生和研究生相对于专科生的就业优势逐渐消失；第三，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是影响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在因素。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概率要显著高于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越来越明显；第四，高等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上述发现意味着，可以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来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但是政策实施主体应有差异：对于高校类型以及学历层次，教育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但对于学科结构的调整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管理部门则应该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

　　关 键 词：高等教育 大学生就业 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就成为必然。自1999年高校扩招的政策施行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由高校涌入劳动力市场。2003年到2013年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12万迅速增至699万。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在离校时没有实现就业。当人力资本不能及时在劳动力市场中转化为就业时，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会由于知识的更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出现老化的现象，人力资本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应起到的各种正面效应将逐渐消失。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着重提出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对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尤其关注了与高等教育结构相关的学校类型、学科结构、学历层次以及高校教育质量因素，并分析了2003年至2011年间各种因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变动趋势，以期为有效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以往研究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并没有取得共识，主要分歧在于大学生就业难究竟属于供求总量问题，还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抑或是两者并存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总量失业理论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过快的扩招速度导致了大学生总量供过于求。但实际上，我国扩招以前的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与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要求不相称。即便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高等教育仍处于大众化阶段的中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足10％，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带来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增加。因此，从大学生总量和高等教育扩招上寻找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解，与国际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趋势相违背。

　　结构性失业理论认为，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和需求在地区、产业、职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从而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的现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依然较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即在某些大中城市，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量是相对过剩的，但在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他们则是绝对不足(赖德胜，2001)。一些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的情况下，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如果选择到西部、到农村等基层就业，其就业渠道将大大拓宽。但随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主导大学生就业行为的选择由以往的集体主义取向转为追求个人目标和实现自我价值，要实现毕业生的充分流动，特别是自觉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仅靠市场本身的力量还难以实现。

　　造成大学生供求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不但涉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个体选择偏好，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结构失调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学校类型、学科结构、学历层次等)是高等教育从整体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首先，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近几年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多样化办学形式共存的局面，以满足就业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但有些高校的观念依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上，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盲目追求成为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一部分高等专科学校热心于“专升本”，从而导致高校的精英定位与社会的大众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就是职业、职位和岗位的变化，就业市场的需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高校专业的设置与调整。相对于灵活的人才需求，传统计划体制以及供给导向的教育体制导致了高校的专业调整始终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的速度远低于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速度，高校设置的某些专业与社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摩擦性失业(郑功成，2006)。再次，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3个层次，武毅英(2011)发现扩招后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结构表现出一定的问题：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比例失衡，各层次教育定位不清，层次结构间衔接性差，从而误导了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并减少了大学生的就业机会。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其质量关系到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一国要想增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高等教育需要大力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需求(Harvey，2009)。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使得教育资源摊薄，这无疑会影响教育质量和大学生就业。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毕业生求职难和用人单位招聘难并存的局面，从供给角度看，核心问题是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曾湘泉，2004)。《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也指出，高校毕业生能力普遍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扩招后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理应为此负相应的责任。

　　研究者还从个体层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孙志军(2013)使用2000年和2005年的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分匹配的方法发现，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在就业上仍旧延续了优势地位，现实中观察到的扩招后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因素和家庭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普通高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从1997年的37.3％，2000年的40.9％，升至2005年的47.1％。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大学生总体的就业状况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此外，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也很有代表性(岳昌君等，2004；赖德胜等，2012)。关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衡量，对大学毕业生求职结果和起薪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参照孟大虎等(2012)的研究综述。

　　我们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供给、需求及供需匹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解决就业难也应从不同方面着手。对于高等教育的总量而言，教育部从2006年开始将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控制在5％以内。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就业难，需要促进城乡与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等就业壁垒，为公平就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对于个体层面的因素而言，毕业生的一些个体特征(比如性别)以及社会资本很难进行干预，而一些人力资本指标(如获得奖学金、成绩排名等)只对提高个体就业情况有效，而对提升毕业生整体就业水平没有明显作用。综合而言，只有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质量可被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进行干预，从而成为改善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突破口。但以往能综合考虑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个体层面因素对毕业生就业作用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此外，自高校扩招以来，不但毕业生的供给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政府的相关政策等也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改进的状态。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纵贯数据进行趋势研究，不但可以考察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影响，还可以通过逐年比较来了解各种因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变动趋势，从而更好地为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数据与变量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五次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详见岳昌君(2012)一文。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是否就业的二分变量，1为是，0为否。当前教育管理部门采取的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计算方法是(毕业生总人数—未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这种计算方式中的分子包括毕业生考取研究生以及毕业生出国学习及出国工作，因此初次就业率的提法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更准确。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相互关系，由于毕业生升学或者出国群体在毕业后并没有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直接关系，因而本研究采用曾湘泉(2004)对于就业率的定义，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大学毕业生总数-读研人数-出国人数)×100％。在2003年至2011年5轮调查中，读研和出国人数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1％，19.1％，16.8％，21.5％以及16.3％。由于读研和出国的毕业生大部分来自“211”大学或者普通本科院校，因此落实率和就业率的不同计算方法会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就业结果统计产生一定影响。

　　高等教育结构与质量对于毕业生就业结果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学校类型分为“211”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学科结构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学历层次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毕业生对于学校总体教育质量评价的均值被视为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保障指标(使用里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1=很差，5=很好)。此外，学校所在省份被划分为东、中、西部。

　　个体层面影响就业结果的人力资本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对所学专业感兴趣，学习成绩是否排在班级前25％，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党员，是否有过实习经历，是否考取过职业技能证书，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和民族；个体家庭背景因素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的受教育背景、职业层次以及家庭收入计算所得，是一个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复合变量)和生源地(省会或直辖市、地/县级市、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