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澳大利亚公共政策智库格拉顿研究所发布报告《现金联结：澳大利亚高等院校教学经费是如何资助研究的》（The Cash Nexus: How Teaching Funds Research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报告显示，2012年，澳大利亚高等院校教学经费盈余中至少有20亿澳元被用于资助科研活动。初步估算，用于科研的每5澳元中就有1澳元来自教学经费盈余。高校为何如此偏重科研投入？将改善教学的资金用于科研是否明智？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内外压力驱使院校向科研倾斜

　　报告作者、格拉顿研究所高等教育项目主任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介绍，按照澳大利亚现行法律，国家对高校的拨款数额依学生人数而定，但对拨款具体如何使用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外界不了解高校在教学与科研之间是如何分配资金的。基于澳大利亚统计局等机构公布的数据，诺顿估算，2012年澳大利亚高等院校科研支出中约有50%来自政府的科学、研究与创新预算，约有近30%来自企业赞助、捐款以及学校投资等，而剩下的则来自教学经费盈余。

　　科研工作对学校自身乃至全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因此，各机构重视对该领域投入。此外，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1—2012年间，曾对2万多名澳大利亚大学教职员工作过一次关于工作与职业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教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长政策顾问加文·穆迪（Gavin Moodie）谈到，学术人员的个人偏好与高等院校的竞争压力促使高校将更多资金投入科研。第一，在时间和内容上，学者在科研活动中享有的自由度都远高于教学，而且科研成果对提升学者个人学术声誉、推动其职业进步的帮助也比教学成果大得多。第二，高等院校声望、“大学排行榜”排名、对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研水准而非教学水准。鉴于这两点，对高等院校来说，支出向科研大幅倾斜是面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一个理性选择，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公共政策。

　　教学与科研如何达到最优效果

　　诺顿说，如果将教学经费用在科研上能同时改善教学与科研两项活动，何乐而不为呢？许多学者相信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关系，即所谓的“教学—研究联结”，这也是国家要求高校同时开展这两种活动的原因。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这种联结并不明显。2013年，格拉顿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表现之间，不存在积极或消极关系，科研能力优异的教师未必教学水平高人一筹。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管理学教授约翰·莱斯（John Rice）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说：“教学与科研是高度相关的，学生希望教师授课水平高，但也希望教师能走在知识探索前沿。我认为，优秀研究人员常常也是优秀教师，因为他们把对自己学科的热情传染给了学生。”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系主任伊戈尔·布雷（Igor Bray）认为，细分学术人员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二者是一个连续体，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学生，都应追求卓越的质量。资金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如何分配才能达到最优效果，各校情况不一，很难一概而论，更不应从外部进行管理。

　　院校支出应透明化

　　10月27—28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高等教育峰会在悉尼举行。其间，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n）谈到，高等院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活动应得到恰当的资助，我们需要就经费从教学转入科研的“交叉补贴”幅度展开诚实的讨论。由此，诺顿提出，澳大利亚政府应对高校提出资金支出情况更加透明化的要求，明确汇报教学与科研支出额度，以免旨在改进教学、直接用于学生的经费被科研活动“占用”。

　　多位学者认为，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可以参考英国自1999年起在高等院校推行的成本透明核算制度。这是一项系统地将高等院校的活动分为教学、研究以及其他三类核心活动，并对每一类核心活动作出进一步划分以明确其具体内容，然后确定每种作业的成本动因，据此将成本分配给每一个成本核算对象。如此一来，高等院校在教学与科研上的开销将会清晰，便于政策调整和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