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昱辉，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李昱辉，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内容提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公共教育问题日益严重，导致日本国民对学校逐渐丧失信赖，外部评价制度应运而生。回顾文部科学省和地方教委历次报告书等，可以看到第三者评价源于外部评价，经过“包含型”、“独立型”和“混合型”三个历史阶段，从评价主体、评价者到评价目的均呈现显著变化。当前“混合型”阶段评价服务于地方教育改革并分化为诊断、校际互评和评价委员会等三种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各模式虽不乏成功案例，但难掩评价体系较之西方各国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何克服行政主导的种种局限是第三者评价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 键 词：日本 学校质量 第三者评价 外部评价

　　标题注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专业标准在上海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C-6133-14-060002)。

　　[中图分类号]G40-05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6)02-0117-12

　　一、从自评到他评——学校评价重心的转移

　　学校评价在日本虽有着较长的历史，但直到二战后国家才开始依据标准实施评价。随着经济发展和学校教育问题的暴露，学校评价，尤其是来自学校外部的评价成为政策焦点，多元化评价体制逐步被构建起来。

　　(一)评价成为教育改革热点

　　文部省在1951年颁布“学校评价指南(试行)”，部分都道府县据此制定了学校评价标准，这标志着日本学校评价开始进入客观评价的新阶段。然而，这一时期的学校评价是在追求美国民主型管理的理念下发展起来的教师自评，主要是教师针对学校以及教育课程提出自身见解，但难以转化为学校变革的动力。有学者认为，战后教育条件是恶劣的，尤其是设施设备很差，进行学校评价几乎是没有意义的。[1]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上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80年代以后，学力低下、学校欺侮、逃学厌学等教育问题日趋严重并逐步上升为社会问题，引发公共教育出现信任危机。直至90年代中期，学校基本处于国家集权管理格局之中，学校评价的意义并未得到认识和利用。

　　随着90年代后期日本借鉴西方在公共领域引入地方分权改革，扩大地方和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变革教育的17项提案》中明确指出，日本教育濒临危机，其突出特征是僵化、封闭、划一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同时意味着责任主体的明确和责任机制的健全。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其咨询报告《关于今后地方教育行政的发展》(1998)中提出，“作为地方分权和规制缓和的一环，必须确立学校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而伴随着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学校运营责任应加以明确，学校对监护人和地区居民负有说明责任，必须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将结果公示”。2000年，教育课程审议会也从确认“学习指导要领”落实状况的要求出发，规定学校必须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

　　(二)外部评价的导入

　　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了学校的说明责任，然而，事实上多数学校只是敷衍塞责地执行自我检查与评价要求。在多数中小学校，教务主任例行公事地把评价报告分发给全体教师和监护人组织(PTA)代表，各人再自行将评价报告随手丢弃或束之高阁，至于“如何把评价结果与学校改革相联系起来”，则乏人问津，[2]学校自我评价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对此，2002年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在《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发展》的咨询报告中提出，应当通过向监护人和地区居民等公开课堂教学等方式形成多元化教学评价，其结果不仅适用于学校教师的自我发展，也将作为地方教委判断教师收入和评奖的依据。

　　2005年6月，首相专门咨询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经济财政运营及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明确指出，今后教育改革必须注重多元化评价，从竞争和选择的视角来把握评价，在年内制定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外部评价实施与公示的指导方针，各地依据地区实际推进择校制并最终覆盖全国。[3]2005年10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的咨询报告中提出日本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三项基本策略，概括而言就是国家制定目标、地方与学校自主推进、最后由国家评估把关。

　　2007年，《学校教育法》增加了关于学校积极公开信息的要求，使学校评价规定首度正式进入法律框架。该法的施行规则明确把评价等信息公开定为学校的努力义务。2008年1月，《学校评价指导方针》的颁布宣告了外部评价正式建立起来。该年度文部科学省学校评价调查统计显示，学校外部评价实施比例为70.4％，尤其是公立学校的实施比例由2006年的49.1％上升至81.0％，[4]体现出地方教委在推动外部评价上的决心和成果。综上所述，外部评价的发展代表着市场机制在学校评价乃至教育领域的深化。在新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外部评价成为衡量教师待遇和择校的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的角色由以往的学校保护者向新型的学校监督者转换。

　　二、第三者评价的历史沿革

　　外部评价并非学校评价的终点。从外部评价到第三者评价的提出，反映出日本从国家、政党到社会民众对于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迫切需求。在探讨和实践过程中，第三者评价又根据其不同定位先后呈现出三种历史形态，以下分别对其特征和转换要因作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