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及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了心理科学的“宠儿”，并逐渐渗透至哲学、语言学、人类学与美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发现镜像神经元起，研究者不断提出其可能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扮演的诸种角色与功能——从最早的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到模仿他人的动作并对他人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再到自闭症成因、语言进化、美学欣赏与政治冲突——镜像神经元甚至被冠以“塑造文明的神经元”之美誉。

　　受这场“镜像风暴”影响，国内一些教育学者也试图在镜像神经元与教育理论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提出了一个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教育变革与创新运动——“镜像教育”。“镜像教育”的支持者宣称：“镜像神经元研究在教育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机制，呈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它将成为21世纪教育重要的科学支柱，引发我们对教育的全新理解和全面变革，教育的改革创新将进入一个以镜像神经元原理为基础的‘镜像教育’主题时代”。

　　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定义、功能与来源争论的厘定，我们发现镜像教育在认识论上犯下科学研究的大忌：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即指人们一般倾向于寻找到可以支持自己信仰和假设的证据而忽视对这些信仰和假设不利的证据。这种偏见不仅出现在人们搜集证据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在对其信仰和假设的解释上。在科学研究上，证实偏见往往来自研究者的过度自信。这种证实偏见最终导致镜像教育灾变成一个神经教育学领域内“中国制造”的全新“神经神话”（Neuromyth）。神经神话的缔造者往往缺乏对原始研究的敬畏感，为了达到的宣传目的（一般与商业盈利有关），扭曲神经科学成果对“过度包装”论点；无视相关研究的背景、细节、限制条件与争论；借助空洞的口号式以夸大研究发现的意义；断章取义地引用科学权威的话语来制造“玄谜”。

　　从镜像教育支持者们的描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作者“洋洋洒洒”地描述镜像神经元对于人类一系列高级社会认知的重要性。这些高级社会认知包括：“区别咧着嘴笑与扮鬼脸”（动作理解）；“同情心与感同身受”（共情）；“瞬间理解别人的意图”（读心）；“看到别人吃东西，自己口水来了”（无意识模仿）；“默契”（心灵感应）。如果说这些功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外相关学者的猜想与假说成分，那么将智慧、顿悟、直觉、天赋、自发性、领悟力、创造力等等高级认知活动也一股脑儿塞进镜像神经元的口袋之中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为了使其观点显得更具“科学性”，镜像教育的始作俑者竟然置随意扭曲、偷换与杜撰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基本概念：“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眼睛‘刮目相看’——眼睛不仅仅是外界万千事物的‘感受器’，而且由于它与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理性器官’”。

　　镜像教育的支持者宣称“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学习者”；“ 大自然是孩子最值得托付的老师”。其提出的根据是因为：“大自然赠予人类一个匪夷所思的镜像神经元，它把漫长的历史进化成果压缩成遗传密码，‘刻录’于人的大脑内部，教导人类进行自发而有效的学习，使人类在其遗传结构上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建造’”。当前的科学证据显示，每个孩子天生都具备学习能力是因为联想学习的机制是进化选择的结果，是自然赋予所有动物神经系统的基本特性。

　　镜像神经元是联想学习的产物，是学习产生了镜像神经元，而不是镜像神经元使个体有学习的能力。因此，宣称“镜像神经元理论与提高教育质量”；“镜像神经元从根源上解答了‘钱学森之问’”等等空洞的口号并不具备任何科学价值。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Pinker认为，我们面对的未知世界有两类，一类关乎问题（problems），另一类关乎玄谜（mysteries）。对于问题而言，即便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们确信答案是能够找到的或者前进的方向最终会被确定。而对于玄谜，我们甚至连答案可能会是什么都无法想象。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将玄谜转换为问题。然而，纵观镜像教育的内涵与理念，却不仅令人扼腕。镜像教育不仅没有致力于澄清问题，甚至存在将问题倒退成玄谜的倾向！例如，为了宣扬镜像神经元的适应意义，镜像教育的倡导者甚至不惜盲目为其蒙上出一层层的神秘面纱：“镜像神经元原理表明，在每个孩子眼里都藏着一个活了至少5万年的大教育家”；“有了镜像神经元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理解柏拉图的伟大猜测”等等。

　　通过上述分析，镜像教育完全可以被视为神经教育学时代产生的一个新“神经神话”。对此，除了予以严肃的批判与谨慎的喊停之外，我们尤其需要反思的是：如果说一种漏洞百出、以讹传讹甚至连基本概念都混淆不清的“教育”主张能够蒙蔽媒体与公众尚情有可原，那么其居然还能赢得教育学同行评价的青睐实则让人费解！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教育学界长期流传的一对孪生文化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沙文主义”与“常识自由主义”。

　　从赫尔巴特时代至今，教育学虽常以人文学（Humanities）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的身份自居，但却从未摆脱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影响。教育学者对于这种影响经常陷入一种“爱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一些教育学者着实厌恶“日常生活中, 教育发挥着巨大的权力, 甚至是一门‘显学’，在科学研究中, 教育学的地位微乎其微”。由此不时陷入一种对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硬科学”的“艳羡综合症”。尤其是作为教育学基础的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在进军“硬科学”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之际，这种艳羡与焦虑也在其内心滋长日隆。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科学不足以诠释教育学”甚或言称“教育的内在空间是科学所无法、无力达至的领地，教育最终要实现的是心、性的转化和提升……这些方面不能完全靠科学化的路径，而是要从‘玄’门进入。”这种矛盾的心态最终导致许多教育学者兼持“科学沙文主义”与“常识自由主义”。

　　我们并不反对研究者探索镜像神经元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与镜像教育的倡导者一样期待尽快将来自镜像神经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引荐给国内教育学同仁。然而，秉承科学的态度，任何一种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大胆假设”都必须以“小心求证”为前提，并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研究观点与证据来看，镜像神经元研究亟待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将镜像神经元与教育联系起来，必须确认镜像神经元参与了哪些与教育和学习相关的脑神经机制。教育是个复杂的大问题，涉及包括知识的传授、技能的掌握、逻辑思维的锻炼、价值观的灌输、团队合作的形成以及创造力的培养等诸多方面。镜像神经元仅仅参与“动作”相关的信息处理，其至多是和“技能掌握”的神经机制相关。

　　在经典学习心理学理论中，大脑的学习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联想学习和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目前学界大致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可能参与观察学习的某些过程中，但仅仅局限于对新动作的识别和模仿。然而，镜像神经元系统在这些动作学习的过程中是必要而非充分的。

　　目前的研究表明教育中最基本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学习模式还是联想学习而并非镜像神经元倡导的观察学习模式。退一步讲，即使镜像神经元与观察学习的神经机制密切相关，其所参与的新动作技能的习得也不是涉及所有学科教学，在当下教学活动中相关应用也就少之又少。例如，无论是注重逻辑训练的理科（数理化），还是以知识记忆归纳的文科（文史政）等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课都是以联想学习为主。相反，一些注重动作技能的艺术课（例如音乐、美术）与体育课则会涉及到较多的镜像神经元活动。未来教育的改革可以继续关注镜像神经元系统与这些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对其正确地应用还需等待科学的深入检验。

　　其次，在将镜像神经元应用到教育领域之前，研究者需要了解在哪些情境下增强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动有助于教育，在哪些情境下则需要抑制其活动。目前有关镜像神经元功能中比较公认的是参与了无意识模仿。作为连接桥梁，镜像神经元在我们观察他人动作时激活了我们自身运动平层中所对应的神经元，使得类似的动作在我们脑中重现，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其他人的动作，使得群体中个体间行为更一致与和谐。然而过度强烈的镜像神经元活动会给个体带来不合群的无意识模仿，从而导致异常不和谐的社会行为，如过度模仿症（echopraxia）。在很多时候，教育的目的是教导个体在哪些情况下做出哪些合适的行为。

　　最后，已有不少神经教育学者疾呼在应用某些神经科学的成果之前，研究者必须更好的了解其背后更具体细致的神经机制。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希望神经教育学领域的应用不要操之过急和急功近利。虽然大脑的可塑性非常强，但是在关键时期如果选择了错误干预和教育方式，其消极影响可能会持续终身。所以，基于神经层面的教育干预更需谨慎。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纽约大学心理学院）

　　（注：本文有删节，全文详见附件）

    附件：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教育：新“神经神话”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