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中国高考制度是国家筛选人才的权威性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功能，因此高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由于一些高考政策存在程序不足、选拔过程不透明、招生主体范围不合理等因素，出现社会优势群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运作占有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该过程同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了教育排斥，阻碍了高考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国家应该正确处理高考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将公正置于高考政策改革的中心。

　　关 键 词：教育排斥 高考制度 公平 效率

　　作者简介：徐水晶(1976-)，女，江苏常州人，南京邮电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龙耀(1974-)，男，湖南株洲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与经济管理研究，广东　广州　510275

　　高考的公平是考量社会公正的尺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底线，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保障。高考制度是政府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做出的权威性的制度安排，高考不公平的问题有历史遗留的因素，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因素，也有政策设计偏差的因素，甚至在政策设计合理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政策实施偏差所导致的一系列的不公正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了高考促进社会流动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功能。

　　一、社会分层与教育排斥

　　社会经过了工业化之后，学校俨然成为传递社会价值以及将个体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帕森斯曾经说过，学校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学校把个体由遵从家庭的特殊标准转为遵从社会的普遍标准，把学生从天赋性角色认可转化为成就性角色认可。[1]国家关注社会秩序的维持，因此，非常强调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每个人都适才适用，担任合宜的社会分工，能力高的人理应获得高的经济报酬、社会地位以及政治权力。教育是发掘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潜力，使得聪明才智高的人以其能力获得重要的职位，这样社会才会稳定。这也是功能主义学派的社会分层思想，社会分工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在于将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权力差别符合社会发展的合理性，给予不同品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个体不同的报酬、地位完全合理，可以刺激人们的奋斗心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2]因此，现代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承担了筛选下层精英、消解社会阶层间对立关系的主要责任。逐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的人群垄断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了确保社会地位的延续，他们设置了不同的阶层进入壁垒，教育排斥成为最合适的阶层排斥的方式，逐渐成为社会排斥的主导力量。

　　弗兰克·帕金指出，社会中总有一些规范体系，用来保障一些稀缺资源可以为一部分人所拥有同时排斥其他人获得，他指出两种主要的社会排斥方式，第一是与财富相关联的社会排斥机制，第二是与教育资质或专业资格相关联的社会排斥机制。现代社会中，教育和资格导致的社会排斥作用增大。[3]与财富相关的排斥机制相比，教育排斥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表现出需要通过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而获得成功，宣扬以纯粹的“个人成就”来维护阶层或行业的既得利益，失败者会归因于自身的愚笨或者懒惰而容易接受被排斥的现实。教育具有社会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教育阶段不断的将有智慧、有毅力、有潜力的人才分层次地筛选出来，使其在进入社会后获得不同的职业和地位。首先，社会中的优势阶层群体，为了保持其所处的阶层与其他的阶层有所区隔，并且稳固该阶层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都需要利用教育获得的形式进行准入和区别。其次，优势阶层需要教育筛选作为一种再生产的机制，以便将阶层优势向下一代传递。因此，学校开始形成与社会职业对等的各种等级序列，不同的培养目标、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等级，随之是全然不同的职业前景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大序列产生紧密对应关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血缘排斥、身份排斥还是财富排斥，都由于直接的选择而容易爆发强烈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因此，现代国家教育制度将教育筛选作为一种开放的选择方式，采用考试制度这种形式上公正的分配方式进行社会阶层的分流。教育学意义上认为任何考试都是对特定知识、能力的测试，考试形式合法将学生区分、分流，这一形式也是特定的一种社会的教育排斥手段。考试制度是一种选拔和筛选的机制，是与社会、经济、权力、地位、资源等一系列因素相关的分配手段，因此，考试制度具有特定的利益导向功能，教育参与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不同阶层的家庭都会运用各种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权力资本帮助子女的教育，使其在考试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期望在社会选择中获得良好的结果。[4]

　　二、社会对高考制度的公平期待

　　教育的功能并不单一，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教育承担了社会筛选、分层的功能。“高考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5]

　　社会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问题及其表现，利益不公和失衡是引发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激荡的重要缘由。[6]中国的高考影响了绝大部分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生活方式，是教育和社会的连接点，因此高考公平就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是宏大的社会利益安排的公平。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考试一直作为一种社会公正的主要保障，高考公正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底线。高考制度实质上是政府关于如何进行合理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行为规则。高考制度强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依据个人的才智和能力的高低公正地分配就学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受到市场因素、学术表现、比赛规则、社会因素、家庭背景等的调节。高考作为高等学校的招生入学考试制度，由于对德、体、美、劳的考核难以精确量化，所以对智育的考核就成为主要方面，智育的考核又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考查上，因此，高考选拔的首要标准也就简化为文化知识考试的成绩，而这些文化知识的测试，显然对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更为有利。

　　高考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学生成绩的差异来分配大学的入学机会，因此，家庭的优势不能直接转化为优良的考试成绩，其中需要一个资本的转化过程，如聘请家教、占有重点中学学习机会等。也就是说，理论上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只有懂得利用家庭优势资本转化为优良的考试成绩才可以在高考竞争中获胜。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除去在考试成绩上的努力，优势阶层可以利用高考录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获得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根据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中的发现，教育失败虽然往往源于不良的制度设计方案，但是即使是良好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

　　三、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政策中的教育排斥

　　我国的高考制度，强调按分录取、人人平等，具备了法律上和形式上的公平性。但由于我国高校的实际录取是采取分省定额划线的办法，各省份的录取定额的数量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准则，其中对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招生名额的优先照顾政策，加重了已有的城乡之间以及大小城市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属于国家投资的重点大学，是众多考生心目中的理想大学，也意味着毕业后的良好职业和社会地位。但是，由于国家采取“效率优先”、“经济优先”的政策考量，国家分配在北京、上海、南京地区的招生名额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人为地加大了入学的不公平状况，具体情况见表1。

　　刘海峰教授等根据中国的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同把招生省份分为三类地区，并把三类地区的高考成绩进行数据处理后比较，研究结果见表2[7]，西部地区与教育发达地区相比，普通本科的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但是分差呈现每年递减的趋势。但是，直辖市的录取分数基本保持比西部地区的录取分数要低，并且与教育发达地区的分数差的下降并不明显。由此看出，高考政策在招生名额分配上的倾斜明显偏向政治需要和经济发达地区，这对于其他区域的考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分省定额导致的另一种不公平状况是“高考移民”现象，指社会中优势群体帮助子女把户口和学籍转移到录取分数线低、录取率高的省份参加高考，利用省份之间不同的录取分数的差别来增强自身的高考竞争力，以此较易获得大学或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这是典型的以个人优势的社会资本方式对国家政策的有效利用。更甚者出现了“国际高考移民”现象：考生放弃中国籍，利用各种方法加入其他国籍，明明是中国人，却可以绕过高考直接申请国内大学，彻底漠视高考公平原则。当民众发现部分考生苦读无果，而部分学生却可以通过家庭资本优先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时，社会会形成对强势资本盛行的无奈，对损害社会公平准则的愤怒。

　　分省定额政策中对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的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以此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目的无可厚非。对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地区实施保护政策，体现了国家政策倾向性保护社会优势群体，展示了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政策导向，同时也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