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静，湖南省委教育工委维稳办主任，博士(长沙 410016)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目标越来越指向国际竞争；监测内容转向学生能力的发掘；监测方法与技术日渐科学化；突出和强调监测的反拨作用。而我国的基础教育监测普遍存在着监测内容不全面、监测机构不独立、监测范围不广等问题。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我国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体系的监测中介机构、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制订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从而推动国家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抢占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先机。

　　关 键 词：基础教育 教育质量监测 世界趋势 中国路径

　　如何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这是完成“两基”目标后，中国基础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究竟如何，目前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标准，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这就涉及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监测，并力图通过质量监测来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如何在主动汲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实际，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之路，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改革与发展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国际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发展趋势

　　基于未来人才与国力的竞争，世界各国在国家层面大规模实施教育质量监测同时，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测评项目中。虽然各国采用的监测方法各异，但纵观当前国际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发展趋势，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监测目标导向国际竞争及国家发展战略支持

　　2002年第57届联大宣布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认为，“有质量的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提高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教育，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教育质量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尤其是义务教育普及后，基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国纷纷出台了一些致力于加大投入、提高质量、改革课程、更新内容的教育发展战略，并通过立法、行政、财政及对评估结果的应用等途径施加影响。如美国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德国2003年的“未来教育和关怀”工程；墨西哥联邦政府2002年签署的《提高教育质量社会契约》等。[1]特别是法国教育部于2006年推出的《关于知识与能力的共同基础》法令，从掌握法语、掌握基本的数学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基本的人文文化知识、掌握一门外语、掌握常用的信息通讯技术、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公民意识、拥有独立自主和主动进取的精神等七个方面对义务教育应达到的目标进行了清晰的界定。[2]

　　(二)广泛使用增值性评价，监测内容转向学生能力的发掘

　　增值性评价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对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学业质量的监控与评价之中，重点将学校生源的起点评估在内，削减学校发展的马太效应，降低公众的择校冲动，对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评价理念的广泛应用也充分说明大规模质量监测的目的不是甄别学习者成绩的优劣，而是尊重其个体差异，帮助学生发掘与改善各项能力，促进每一个孩子都有进步。如，ICILS(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是IEA在2012年首次实施的新项目，主要监测学生使用电脑调查、创新、交流的能力以及收集、管理、生产、交换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学生的数字化能力成为监测的重要内容。[3]OECD(经合组织)组织的PISA(国际中学生评价项目)监测内容也突出以下特点：第一，关注学生是否准备好去应对未来的挑战，是否具有有效的分析、推理与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第二，强调考察学生在真实生活情景中运用知识和思维能力的表现，以反映学生掌握关键能力的状态。[4]第三，注重整合质量评价体系中各类测验与学生能力相关的信息。如在PISA测试中，将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财富、家庭教育资源、家庭文化资源等综合为家庭经济文化地位指数，与学生阅读成绩结合起来分析。可见，传统依赖于标准参照测验性质的资格水平考试，或是常模型参照性质的选拔考试所提供的信息，远不能满足各国政府与社会评价人才质量的需求，逐步被以学生能力发展为中心的质量监测所取代。

　　(三)精心设计监测体系，监测方法及监测技术日渐科学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建设。监测体系从制度设计、组织结构、运行程序、结果反馈等维度进行精心设计，密切本国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与动态，充分展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期望，体现国家课程标准对学科课程的要求。监测层次不仅涵盖学生、教师、学校管理、地方教育行政，而且包括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教育投入和教育改革等。如，2004年经合组织公布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就含4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涉及教育与学习的效果，教育的财政资源，教育机会、参与和进步，学习环境和学习组织等方面。各国多以能力发展关键阶段的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为监测对象，以阅读和数学等核心学科为重点监测内容。在监测方法上注重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监测技术日趋成熟。如，提倡将学生的日常表现融入教育质量监测评价过程，在对写作的评价中，不仅进行写作测试，还要求学生们上交写作成长记录袋，将学生过程性的习作与终结性写作测试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监测方式也走向多元，表现性评价、问卷调查、档案袋评价、计算机化的考试、现场实验操作等，都被逐渐引入到监测评价项目中来。在实施监测过程中，从采用多元随机矩阵抽样技术，到将各种测量理论应用到评价的各种测验工具中来；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确定问卷的结构效度到应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大规模型具有嵌套关系的数据等。[5]监测技术也随之不断升级，2015年PISA的评估将全部使用电子文本，淘汰传统的纸笔测试，学生需在电脑上完成测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断走向科学与客观。

　　(四)突出监测的反拨作用，监测结果用于指导教育政策的调整

　　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监控组织皆注重质量监测的反拨作用，不断深化质量监测的服务、诊断与促进功能。如IEA(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组织实施的TIMSS项目(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的趋势)结果显示：教育输入与教育产出不一定是正相关。斯洛文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教育投资要低于西方富国，但是这些国家学生的考试成绩完全胜过那些富国的孩子。课业时间与课业质量也不一定是正相关。新西兰孩子比挪威孩子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花费的时间要充足得多，可考试成绩却优越不了多少。这样的监测结果促使我们反思究竟哪些因素才是真正深入改变学生知识掌握状态的动因，造成各国学生学业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国家应该怎样选择适用国情的教育发展模式，以此来指导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及完善。

　　还比如，美国通过NAEP监测结果发现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以及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的问题，美国政府就全面修订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的法案，法案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和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并在刺激经济法案中又为教育投入1000亿美元，同时推出“力争上游计划”，通过就业法案，为充实国家和地方教师力量投资35亿美元。[6]这一法案的实施突显了美国政府建立优质基础教育的目标与决心。英国政府在2006年2月推出《教育与督学法案》，向贫困地区输入3000万英镑，用于改善其皇家督学报告指出的“贫困地区的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缺乏优秀教师影响了当地的教学质量”的师资建设问题。另外，巴西通过评估分析发现教师的学历与学生成绩相关后，教育部随后就制订了支持教师参加研修与资格认证的计划。[7]德国在2000年的PISA测试中发现学生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项都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这让德国政府痛下决心，调整与改进其教育政策。[8]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都把质量监测作为推动内涵发展、调整与改进教育政策、提高质量的重要手段，这已成为世界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