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教授，您好!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之一，后来长期从事高考制度研究，并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可以说您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近40年来，高考制度历经多次变革，您认为高考改革的“变与不变”各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海峰(以下简称“刘”)：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全国几乎所有媒体出现了集体性怀旧，对恢复高考30周年做了一些回顾、反思，也出版了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和著作，我也写了一篇《2007：中国的“高考年”》。明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年份。

　　将近40年来，高考“不变”的方面最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自主招生、推荐面试、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

　　高考“变”的方面很多。从考试时间来看，1977年高考是12月份，1978年是夏天，后来大部分是7月份的7日、8日、9日三天。2003年开始改为6月份，时间提前。从考试的组织形式来看，1977年是分省命题，各地级市评卷，而不是全省统一评卷，这是很特别的。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评卷。1985年，上海市单独命题、单独评卷。2004年，有11个省份分省命题，后来发展为16个省份自主命题。2015年开始向全国统一命题回归，2016年有26个省份回归全国统一命题。考试题型也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是记忆类题型，比较简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英语科目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就是我们讲的ABCD选择题。这种客观的选择题后来运用到所有学科。作文命题更是变化很大。从高考科目来看，1977年考4科，后来增加到文科6科、理科7科，现在逐渐发展为“3+X”“3+2(文综、理综)”。201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高考改革年份，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出现“3+3”的科目模式。

　　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算起来高考制度进行了接近40次的改革。技术性的改革大部分取得了成功，如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等，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但是不少制度性变革走了弯路或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获得成功。

　　记：为什么高考要逐渐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刘：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小事件引发大改革——高考分省命题的由来与走向》，对2004年高考实行分省命题的原因进行说明。2003年，四川南部县发生高考试卷失窃事件，当时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担心造成重大的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那一年中央高层就考虑要不要推迟高考。后来决定从2004年开始实行分省命题，最初有11个省市，后来扩大到16个省市。各省市命题情况不大一样，有些省份命题质量不错，也有部分省市认为自主命题压力很大，面临考试安全、命题质量、命题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把命题权交还给教育部。此外，部分省市的高考自主命题质量、科学性不如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的命题教师来源有限，身份难以保密，隐性泄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地方高校的命题教师总量也不多，命题科学性难以保证。在这种背景下，高考命题又从分省命题逐步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记：您如何评价当前一些省份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刘：上海、浙江作为试点省份，在2014年9月中下旬发布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四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

　　总的来看，各省高考改革方案大同小异，对中西部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进行扶持、清理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规范化等方面都在稳步进行。现在最关键也最难的是各省要推进的“3+3”科目改革。对海南省高考改革方案深入了解后，我认为海南省是择善而从，它的特点是尽量简洁化。例如，“6选3”的3门科目考试时间，浙江、上海是安排在高考之外的时间考，而海南是安排在高考之后紧接着考，即在6月9日、10日考。除了外语一年两考现在中央还没出台最后确定的办法，其他科目，海南只考一次，不像浙江可以考两次。

　　记：您曾说过：“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这两个派别很鲜明吗？

　　刘：至少原来是这么鲜明的，这些年有所调和。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007年前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推行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很多人对高考制度进行强烈抨击，有的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废除高考制度。我认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人都属于激进派。我举几个例子。美籍华裔学者黄全愈写了一本书——《高考在美国》，他认为中国高考造就的是考生，美国高考造就的是学生。提出民间高考改革方案的北京学者杨东平原来对高考制度的批评也比较多，很多媒体把他当作激进派的代表，把我当作稳健派的代表。1998年，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对高考体制进行强烈批判。2007年，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废除高考”的提案。

　　2005年，《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作者直接提出要把高考送进坟墓。文章发表后，该杂志主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以高考研究专家的身份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高考不是万恶之源》，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研究高考的人，只看到高考有很多弊端，如造成学生学习压力大、负担重，没有快乐的童年、少年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认为要废除高考，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那么，不高考，怎么招生？用什么办法招生？不通过高考来招生，出现的问题一定更大，弊端也更多。因此，我在很多媒体上一直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研究高考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稳健派呢？因为研究下去，才知道高考改革的难度很大，若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改了以后出现的弊端有可能比原来更大。在中国，高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高考会出现更多问题；高考有许多弊端，但是没有高考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弊端。高考很坏，但是不高考一定更坏。高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许多学者研究高考以后，发现他原来设想的东西大部分不可行。高考改革如果没办法保证公平性，那么老百姓不答应，社会不答应，最后还得退回来。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文化、国情决定了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教育传统，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

　　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机制，这一机制具体应如何推行？应注意哪些问题？

　　刘：这只是一种提倡。现在一般说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一是依据高考成绩，二是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的是学生成长记录、综合素质评价。“两依据”中，高考成绩看语数外三科总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以参考，例如所有科目都要合格。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6选3”，一旦选为选考科目，将三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带入高考计分录取，那么这三门科目的性质其实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已经不是学业水平考试，而是选拔考试，也就是属于高考科目了。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同选考科目能不能等值，选考科目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问题，志愿调剂问题等。

　　2011年，为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我们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走访14个省市自治区，对16个专题进行讨论。在会上，我曾多次提出可以参考借鉴台湾“加权计分”的招生方式。例如学生选考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如果他报考化学专业，那么高校在录取时就可以对他的化学考试原始成绩进行加权计分，如乘以150％或其他比例，从而凸显化学学科的重要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难的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参考。因为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现是不可比的，容易出现科学性问题、造假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刚性的标准。一个学生的道德表现、成长记录一般是用文字来形容、呈现和表述的，难以进行比较。当然，在小规模的自主招生中可以参考，但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大规模的招生录取中，拾金不昧、孝敬父母等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客观比较。一旦要可比，必须量化。一旦量化，就会出现造假、失真。在中国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评价是很难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