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出版物对欧美学者有关游戏、玩具幼教功能理念的引介

　　作者简介：朱季康，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学前教育史研究（江苏 扬州 225000）。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欧美学者对游戏、玩具与幼儿教育之间联系的研究有明显进步。他们普遍承认游戏与玩具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一些欧美学者尝试以游戏与玩具为工具，实现其幼教功能的发挥。民国出版物作为当时传播先进教育思想的主要阵地，将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国人进行了引介。这些引介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欧美学界有关游戏、玩具基本概念的介绍；二是对欧美学界有关实现游戏、玩具幼教功能的可能性研究的引介；三是对欧美学界有关如何运用游戏、玩具以发挥幼教功能的观点的引介。欧美学者认为，在幼儿的游戏与玩具中，暗示及引导的方式对幼儿的身体发育及情感培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以上三方面观点随着民国出版物的引介而影响了民国的研究者，推动了民国幼教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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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于欧美等国起步后，游戏与玩具作为幼儿最亲密的伴侣，面临着重新评价的问题。承认它们的价值，并尝试以游戏与玩具为载体，实现幼教功能的发挥，是近代欧美学者学前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正如张鼎铭在《儿童游戏心理之研究》中援引德国学者高五柏（R.Gaupp）的话所说，“游戏实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1]2。民国时期，欧美学者的相关理念以出版物为主要载体而引介进来，丰富了国人的认知。据统计，民国时期涉及游戏、玩具幼教功能内容的著作超过百种，占幼教思想著作的1/4；杂志文论则约有千篇，占民国幼教思想文论的三成左右[2]。基于出版物视域的考量，可剖析民国时期国人对欧美学者有关游戏、玩具幼教功能理念的认知。

　　一、对欧美学者关于游戏与玩具基本概念的引介

　　民国时期，欧美学者对游戏、玩具的基本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理念被民国出版物及时引介。参与游戏和玩耍玩具被美国学者约翰生（D.W.Johnson）称为“本能之力（the force of instinct）的产物”[1]2-3，这种“本能之力”的来源成为欧美学者研究游戏和玩具教育功能的起点。他们一般认为幼儿参与游戏和玩耍玩具的欲望来自于儿童内在的本能，是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内容。丰子恺援引爱伦斯德·韦裴尔（E.Weber）《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的话称，“游戏是儿童，尤其是婴儿及幼儿——的全生活”[3]347。康陶父也提出，苏联学者以为幼儿的“工作是游戏，而游戏是工作——没有区别”[4]274-275。这些都是一致的观点。

　　1925年，张铭鼎引用福禄培尔（F.W.A.Froebel）的观点，认为“儿童时代的游戏，系发于内部的冲动与需要”[1]3；他又引用加赛尔（A.Gesell）的话称，“游戏是属于自然的自发活动之发生的本能”[1]3。他还列举了六种理论支撑这种观点，即席勒和斯宾塞的“生活余力说”、格罗斯（K.Groose）的“生活准备说”、霍尔（G.S.Hall）的“复演说”、顾兹姆斯（G.Muth）的“休养说”、麦独孤（W.McDougall）的“竞争动力说”、阿普尔顿（V.Appleton）的“生理进程说”。这些理论都是从幼儿生理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探索。两年后，张振绳发表了《游戏与儿童》一文，与张铭鼎的文章相比，此文除了保留阿普尔顿的学说，将“生活余力说”改名为“气力剩余说”、将“生活准备说”改名为“实习说”外，还增加了“消倦说”的理论，同时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如他说“气力剩余说”是由德国诗人席勒首先提出，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演绎而成形的。斯宾塞“以为儿童无需自己谋生活，节省了许多气力，只好去游戏。这些动物是由于有力器官经过新活动腺（Motor and Psychic Line），自然的流露，自然的活动。”[5]36又认为“实习说”是瑞士学者格鲁斯在其著作《动物游戏》《人的游戏》中提出的理论，称“游戏本为后日生活的准备……儿童的游戏，切勿加以束缚，致阻碍儿童天然的发展”[5]36。至于“修养说”（“势力迟缓说”），则认为“人类的天然活动，如果遇着阻碍的时候，就起了种种注意和紧张等状态。但是一移到古代简单的种族活动上，就成为弛缓的状态了，所以游戏不外种族活动，而入弛缓的表现”[5]36。而亚伯来登的学说大抵认为“幼童的身体发达得像春笋似的这么速，所以时时起一种游戏的活动”[5]36-37。至于“消倦说”的解释则超出了以幼儿为对象的观察，“以人类每天勤苦操作，藉游戏以恢精神”[5]37。

　　从以上观点可见，本能驱使是游戏与玩具的基本概念，这个理念得到了临床观察的证实。仲明的《儿童玩具与教育》一文称：“儿童生活，自朝至暮，除了吃，睡之外，其余玩的时间要占大部分。儿童普通在生后的一百多天以后，玩耍的本能，就渐渐地发现，如见光就喜，见物即握，即足已证明已具有玩耍的本能。”[6]19这种玩耍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在儿童未进入学校教育以前，是儿童的全部活动。“游戏实是儿童生活底主要内容”。德国学者高五柏转引心理学家葛劳斯的观点称：“游戏是和工作——认真的活动——大不相同的，出于内界底强迫，为本能（游戏冲动）所驱策，为自己而活动，其意义和目的都在游戏自身之中。”[7]102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为人信服，亦有争论之处。如“气力剩余说”因坚持儿童是模仿成人的行为，依靠精力的支撑去游戏的观点而遭受到攻讦。反对者称：“三岁以前的幼儿底游戏便不尽是模仿的。他们游戏时，感觉机关和运动机关底活动是主要的（听觉游戏，视觉游戏，运动游戏）。试看他们的用脚，阁阁作声，牙牙学语，爬行，躺走！儿童也不仅精力有余裕时才游戏，往往已经很疲乏了，还要游戏下去。”[7]103但游戏与玩耍玩具来自于儿童本能的观点是大部分欧美学者所坚持的，同时，本能说在近代科学的支撑下，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指导幼儿教育的实践，的确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赋予幼儿游戏与玩具以教育的内涵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幼教存在的理由也基于此。“近世生活与古代生活不同，古代人民，穴居而处，茹毛饮血，浑浑噩噩，与野兽同生，无所谓教育，人民为环境所苦，专觅衣食以全生命，近代则不然，文明进化，一日千里，生活程序，日益艰难。故儿童当受特别教育，以作将来之预备。”[8]87欧美学者对游戏与玩具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他们普遍认为游戏是一种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的活动，玩具则是他们最友好、最有益的伴侣，两者在幼教功能的发挥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个评价很快被民国学者所察觉，“从前外国的思想家，有许多曾讨论过游戏，结果他们的见解，各有不同”[5]35，如今的认识渐趋于一致。既然连福禄培尔都称玩具是儿童的“恩物”（gift），国人又有何理由去轻视游戏与玩具的价值呢？“儿童游戏的价值，实为无量。”[1]16在民国出版物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普莱尔（W.T.Preyer）认为一个儿童在他初生的三四年中所学的知识信息量能有他日后所学的全部大学课程一样多。高五柏也认为儿童于一生之中，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没有像在游戏时代那样学得多。美国心理学家卡尔（H.A.Carr）甚至认为游戏是与儿童未来的成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所谓“游戏上所生之最大的价值，即在对于工作上之资助与贡献”[1]16。理由是：“一、游戏的动作，比工作更容易，因为它们（游戏的动作）常含有许多从前的与常用的神经中枢；二、游戏能引起比较多量的活动，因为它比工作容易，比工作更感到愉快，而又不如工作之易于疲倦；三、游戏的专注度（intensity）也比较大，因为它的注意力是集中的，自发的，所以它的兴趣也就比较敏锐了；四、游戏之刺激身体的生长与发展，比较工作好，因为它是从自然的合时的方法中而适于自然的需要的；五、因为游戏在一切精神中是最容易变化的，所以它在一切重要的身体方面与精神方面活动上能与以不断的适宜的练习。”[1]16同时，这些也是在游戏中实施教育的优点所在。杜威（J.Dewey）也谈到了这点：“工作必先以游戏，而工作就不知不觉的从游戏而生。”[1]3

　　欧美学者们认为游戏的价值除了在幼儿成年后有助于其工作之外，还对幼儿身体及智力的发育、情感的培养都有积极的作用。游戏与玩具对幼儿不但有身体上的价值，还能增进他们的智识，练习技能，养成牺牲、训练忍耐的精神，养成忠勇的精神、训练服从的精神等。也有学者认为不仅是幼儿生理方面，游戏还可以培养幼儿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及适应能力的人。张铭鼎转述哥得斯的话说：“游戏是教人发展成美神（Apollo）的样子，而不是教人发展成力神（Hercules）的样子，因为美神是竞智之士（Athlete），而力神则为竞技之士（Gymnast）啊。”[1]15

　　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与游戏相联系的玩具的研究。“球是福禄培尔的第一种恩物”[9]3。仲明在《儿童玩具与教育》中也提到了福禄培尔的“恩物”概念，从现实来看，游戏与玩具是密不可分的。“儿童之好玩为其天性，在其脑筋中，自有一儿童之世界，利用其本能而应付之。”[6]19玩具与游戏一样，是与儿童的天性所联系的。“玩具为象征之物，其价值在所象征之意义，如男孩之舞刀弄枪，为勇敢有为的对象；女孩之弄偶，为挚爱掬育之对象。”[6]19民国时期，欧美学者们都对玩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种重视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早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就对孩子的玩具有细心的准备。他们“与以武器的玩具，常做战争的游戏，以养成其勇气与忍耐及注意力”[6]23。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政府。仲明曾介绍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有一次德国进口的玩具有毒，德国海关当场将玩具全部没收，并向出口国提出严重抗议。“德国警察方面有玩具检查官，从卫生上、风俗上一一加以判别，以定去留。教育局亦设审查玩具的官吏，即学校和家庭，也都是十分重视的。”[6]23就欧美学者而言，玩具与游戏是可以归并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而研究的。这个观点也随民国出版物的介绍而影响了民国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