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对“读经”的反思，让人们重新思考今天我们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当然，它不可能是近乎折磨人式的简单背诵，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疯狂执着。传统文化经典是教育的资源，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又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其特殊性的。

　　自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私塾教育后，西方现代教育理念进入中国，开办新式学校，以年级、班级为单位进行科学与技术教育。这是非常大的历史进步，但非常大的遗憾也在于：当我们按照西方学校的分科方法来设置课程，并将传统经典作为落后的东西从教材中剔除的时候，我们忘了，西方人是用“两条腿”走路的。简言之，他们的国民基础教育，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也就是说，与之比较，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这是中西方基础教育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中国教育的特殊性。

　　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

　　如果说，西方的国民教育是立足于学堂与教堂这样的“两堂”，在传统中国，我们没有教堂，但有“三堂”：乡村有学堂（包括文庙）、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今天，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乡村生活也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家庭中也不再有中堂，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三堂中，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即使对于“人文性”，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

　　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使人之为人，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

　　教育肩负两大使命：一、传承人类文明，以文化人，化成天下；二、传承人类技术，以技御物，改造世界。就传承技术而言，在今日中国大学已经得到充分的重视。专业教育本身就是技术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也加重了对专业的重视程度。但是，人文教育则被严重忽视。很多教育者以为，教育就是让孩子学好知识和专业知识技能。学好知识是为了升学考试，学好专业技术是为了找工作和将来专业上的发展，但是，人格的教育和人自身的发展却被忽视了。

　　教育当然要教知识，但比对知识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懂得是非判断。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使人之为人，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

　　何为价值？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300多年里，在北纬25°—35°区间的空间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先知圣哲：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是犹太教先知；在古印度，是释迦牟尼；在中国，是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不约而同地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生了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觉醒”，宗教也由此产生。

　　我认为，这个突破与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不是零敲碎打，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二、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不仅作为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

　　其实早在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经对人类“轴心时代”四个区域（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的中国之哲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家。而正是这六家，给我们中国人构建了精神领域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石。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每一个概念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积淀下来，最后成为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

　　科学家、发明家，是给人类建立生活的物质基础。思想家，是给人类建立人生的价值基础。没有这样的价值基础，人不能成为人。人类生活没有价值基础，也无法组成一个社会。这就是价值。这就是教育为什么要讲价值，要以文化人，让受教育者，一代代民族的未来，认同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让全社会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文明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