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克松，朱德全，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林克松，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朱德全，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在注重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均衡、职业教育一体化构成了中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核心战略体系，进而成为了“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中的主流概念框架。鉴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所出现的概念理解狭义化、泛化描述、错位解读等乱象，以批判的视角系统诠释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分析框架，揭示概念框架之间的共性及其差异，进而提出未来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的实践转向问题，这有助于解除因对治理语词内涵幅度应用违界而陷入的职业教育公平治理实践的人为预设性障碍。

　　关 键 词：职业教育 公平治理 话语体系 职业教育统筹 职业教育均衡 职业教育一体化

　　在中国经济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的公平问题就像一个个“幽灵”，时刻缠绕着大众的思维神经，成为中国诸改革主体必须严肃面对、细细揣摩并尽可能透彻阐释、挖掘其真义的难题。在此背景下，教育公平问题由内隐到外凸进而聚焦，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焦点。在这种核心聚焦中，职业教育公平问题分流而出，进而成为我国教育公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的一道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景观”。至此，有关义务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渐次展开，勾勒出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研究与治理新图景。

　　围绕职业教育公平治理问题，政界、学界乃至普通大众带着各自的主体性前见和旨趣纷纷介入其中，展开了多元纷呈、立体层次的探讨，通过几年时间的积淀，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从单薄走向丰富、从碎化走向体系。其中，“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均衡”和“职业教育一体化”等语词是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也依次而出(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语境”的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

　　毋庸置疑，以上所提及语词是针对中国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所设计的一系列相互区别的战略性问题解决方案，其共同构成了中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框架。然而，在梳理以及解读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时，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夹杂认知混淆、理解冲突成分在内的困惑和不解。而这种困惑和不解主要来源于不同主体对“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均衡”、“职业教育一体化”等概念的差异理解(乃至错误理解)以及对概念使用的含混不清、张冠李戴。为此，对“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的梳理和还原本真的诠释，有助于围绕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而展开的政策制定、指标设计以及理论对话在认识层面上达成共识，解除因对治理语词内涵幅度应用违界而陷入的职业教育公平治理实践的人为预设性障碍。

　　一、“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的批判性解读与重构

　　(一)“职业教育统筹”的批判性解读与重构

　　“统筹”一词真正介入职业教育公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领域不过是几年的光景。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系列统筹发展思想(“五个统筹”)，至此，“统筹”二字与中国职业教育公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何为“统筹”？从表层含义来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统一筹划”。从深层来看，统筹实际上包括了一个过程的五个步骤，即统一筹测(预测)、统一筹划(计划)、统筹安排(实施)、统一运筹(指挥)和统筹兼顾(掌控)。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统筹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统一筹划的有序过程。职业教育统筹在外延上主要包括“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区域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等。在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宏观背景下，“城乡职业教育统筹”是职业教育统筹的内核和灵魂。关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之内涵，学者们仁智互见、各有道理。代表性的如邬志辉(2012)认为，“城乡职业教育统筹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维，它着重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管理体制，把城市和农村的职业教育放在一个统一的大系统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立城乡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劳动用工和就业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公平竞争、平等就业，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平衡协调发展。”[1]马建富(2012)提出，“城乡职业教育统筹是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实现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其旨意是通过对职业教育统筹规划、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优化城乡职业教育结构，提升办学效能，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良性互动、协调发展。”[2]尽管两者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这两个定义均道出了城乡职业教育统筹的本真所在。

　　综上，我们可以归结出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本体特征，以规避目前普遍流行的认识误区。其一，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具有配套性。配套性意指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并不是职业教育本体的单纯改革，而是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总系统、服务于城市与农村的单元融合。因此，不能将城乡职业教育总体规模性增长简单等同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3]其二，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具有系统性。系统性说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要兼顾多元要素，强调诸如制度设计、政策创新、结构优化等要素的通盘考虑以及城乡管理体制、帮扶体制、财政体制、人事体制等各系统的协调配合。其三，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具有多样性。所谓多样性强调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不是标准化的单一模式，而是各种城乡教育发展思想的多元实践样态。遗憾的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折射出的多是一种被传统控制的惯性逻辑，而多元的治理诉求并未真正凸显出来。

　　(二)“职业教育均衡”的批判性解读与重构

　　从学术研究的脉络来看，“均衡发展”介入“中国语境”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在时间上比“统筹”、“统筹发展”来得早，在内容上也显得更丰富、深入。与“统筹”所凸显的动态过程不同，“均衡”更多指向的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事实上，“均衡”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术语，意指当某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的两个外力的作用且这两种力量刚好相等时，该物体由于受力相等而处于静止的状态，这种静止状态就是均衡。在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中，教育均衡实际上是人们对教育需求与供给不均衡而提出的教育发展的理想追求。基于“均衡”的本真内涵，“职业教育均衡”的意蕴不难得出。代表性的观点如王琴(2010)认为，“职业教育均衡是指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格、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满足社会人力资源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并在两个需求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4]在外延上，职业教育均衡表征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宏观层面的职业教育权利公平、职业教育机会均等、职业教育规模均衡、制度均衡、结构均衡；其次是中观层面的职业教育区域均衡(省域间、市域间、县域间、乡域间)、城乡均衡、校间均衡(职业院校之间)、校际均衡(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群体均衡等；最后是微观层面的教育资源均衡、教育机会均衡、教育质量均衡和教育结构均衡。[5]其中，中观层面的职业教育均衡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核心，也因此，“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等构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的主流话语。

　　基于职业教育均衡的内涵及外延，职业教育均衡的本体特征归结如下：其一，职业教育均衡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均衡。在宏观层面上，职业教育均衡本质上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在中观层面上，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在微观层面上则是课程教学资源配置的均衡、教育结果的均衡以及教育评价的均衡等。可见，资源的均衡配置是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二，职业教育均衡具有双重指向性。作为一个概念框架，职业教育均衡既可被解读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可被解读为“职业教育均衡的发展”，前者指向的是一种均衡状态，此时“均衡”是静态的目标；后者指向的是一种发展过程，此时“均衡”是动态的手段。[6]在对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中两种解读均有存在，但大多数的话语隐含的是将职业教育均衡作为一种静态目标的逻辑。笔者认为，静态层面的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并非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真正可行之道，“为了均衡的均衡”、“牺牲发展的均衡”或者“低水平陷阱的均衡”显然都不是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题中之意。因此，未来“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必须张扬“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动态性。

　　(三)“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批判性解读与重构

　　近几年来，“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在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城乡一体化”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高调复兴直接相关。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即“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显然，“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衍生概念。

　　在内涵解读上，对“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透彻阐释绕不开对“一体化”的准确理解。何为“一体化”？《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解释是“使几个方面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7]《新语词大词典》则解释为“把密切相关的两种或几种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或努力使它们在某一方面统一起来。”[8]其他解释基本大同小异。事实上，不管何种解释，都道出了“一体化”鲜明的系统论特征，即其强调的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内部的协调性、统一性、融合性和整体性。为此，脱离城市职业教育而孤立谈农村职业教育或无视农村职业教育谈城市职业教育，这种学术倾向及话语在职业教育一体化概念框架中不容出现。

　　基于对“一体化”的理解以及已有概念描述的综合解读，“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本体特征可归结如下：第一，作为概念框架，“职业教育一体化”同样具有双重指向性。“一体化”既可以是“着眼点”(即预设之目标)，也可以是“着手点”(既转换之过程)。职业教育一体化是过程性与目标性的统一。与“职业教育均衡”类似，“职业教育一体化”同样遭遇被窄化理解的问题，即言语者大多将其视为静态层面的目的结果，而非动态的过程手段。第二，职业教育一体化具有多重内容。在“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话语体系中，充斥着宏而大层面的体制机制一体化，而文化、社会心理一体化少有涉及。事实上，尽管政策层面的体制机制一体化是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但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要素同样不容忽视。第三，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通常而言，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只是初步的一体化，城乡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同等化属于基本的一体化，而城乡居民享受优质职业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则是更高水平的一体化。[9]第四，“双赢互惠”是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绝不是城乡职业教育一样化或同质化，更不是城市职业教育合并农村职业教育，而是强调形成一种“互相依托，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发展”的城乡职教关系，主张“双赢互惠”下的“双强共荣”。因此，那种将农村职业教育浅见性地摆放为弱者地位，并单向地探讨城市职业教育如何帮助扶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学术倾向及话语同样要被“职业教育一体化”概念框架所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