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追求，在本质上都是艺术。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学术。艺术史的研究仰赖考古，考古研究也需要艺术史的眼光。”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日前受邀做客深圳读书论坛，其关于考古艺术史方面的新著《万变》亦在此次演讲上首发。

　　据了解，《万变》为李零最新的论文选集，主要围绕他关注的考古与艺术史领域，收入2008年至2014年发表的文章22篇，涉及古代器物、建筑砖瓦、雕刻绘画、艺术中的动物形象等主题。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考察各类文物的型制与艺术表现手法，或探究其渊源流变，或寻绎外来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之前李零曾出版有《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等，本书是在它们之后新写作的同类文章结集。

　　为古代器物正名

　　每当李零走进博物馆或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文物，总会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记录下大量的图像资料，其中常有一些他人甚至专业图录未曾注意的细节。这无疑要得益于他的古文字功底。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对普通观众来说如同天书般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正确解读其归属、用途与功能的关键证据；而且具体到一些出土器物的辨识和定名，也需要依赖古文字的训诂知识才能理解得较为恰切。

　　此次出版的《万变》中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讨论这样的问题，例如《说匵》一文，李零通过正名溯源，认为各地出土的几件曾被分别称为盒、鼎、奁的器物实际上应被归为一类，即文献中所说的“匵”（或椟），是古代妇女用来承装玉器、首饰和化妆品的器物。只是有时候这些器物做得太漂亮，让人忘了它们本身是做什么用的了，于是有了韩非子所讲的“买椟还珠”的故事。再如《说冰鉴》一篇，在“冰鉴”这一通行的定名背后，李零又注意到这类器物的复合器性质，外面一层叫“鉴”，里面一层应该被称为“缶”，缶藏鉴内，在古代起到冰镇酒醴的作用。据介绍，这些归类、辨别、定名的工作虽然显得很精专，但它们却是我们认识古代文物必不可少的一环。现代人习惯了将经过千挑万选、我们认为精美漂亮的器物单独放到博物馆里展示，使之成为艺术品，可只有通过细致的考古资料比对和文献考证，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器物的本来面目和源流演变。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李零讨论铜镜、砖瓦等器物的文章，以及很少被其他学者关注的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角帽、骰子等话题，这都与作者不拘于传统学术视野，有意打破固化的研究条框，善于发掘被忽略之物的独特价值有关。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李零喜欢动物，《万变》中专门有一组文章是讲解关于艺术中的动物的。在《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一书的读书札记中，他仔细梳理了这些展品中的虎、狼、狐、野猪、鹿、马、驴、盘羊、北山羊、兔、鹰、鸟、蛇、蛙、草原格里芬等动物造型和纹饰，归纳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告诉读者如何在狮、虎，虎、豹，虎、狼，虎、熊等等这些易被混淆的动物之间做出区分。《“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则深入展开地讨论了两种在中国常被提到的动物——本土的老虎和外来的狮子。当然，研究动物的目的还是可以看到其背后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狮子自西方传来，从近东的守门神、瑞兽一路演化为中国的天禄、辟邪甚至狮子犬；老虎产自本土，但自西周、东周、秦汉时期，便可在虎形装饰上看到古代伊朗、叙利亚地区常见的条状花纹。《说马》一篇专谈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国际动物”——马。尽管谈论的是动物，但这些文章皆是在做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或探究其渊源流变，或寻绎外来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在考古与艺术史之间自如游走。

　　在艺术史方面，李零一直把自己称作外行人。他坦言自己从小就爱艺术，但并不是属于专家的爱，而是像普通人那样去爱。故他总能远离职业病，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讨论专家们认为严肃的话题。《万变》中也收录了李零讨论雕刻与绘画的专论，比如从帛画中看《中国早期的墓主画像》以及《关于中国早期雕刻传统的思考》。

　　那么，什么叫“艺术史”？陶器＋铜器＋玉器＋木器＋绘画就等于艺术史吗？李零在文章中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他看来，“艺术是个最忌重复又最爱重复的活动，即使刻意求新的现代艺术也在所难免。归拢一句话，新则新矣，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