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2016·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之白云翔先生总结讲话

　　编者按：“2016?桂阳矿冶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于11月8日在桂阳县召开（详情见本站“最新发现”一栏报道）。与会专家对此次矿冶遗址考古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也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现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先生所做总结发言整理，以飨读者。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

　　大家好！首先，感谢主办方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湖南省文物局及承办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政府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探讨、学习。

　　作为最后的总结发言人，我想对前面各位专家的发言说几句话。刚才，各位专家对这次桂阳的矿冶考古发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用震撼、兴奋和感动等评价这次考古发现，这些表述我都赞成。对这次的发掘及其成果，我表示高度的赞赏。此外，各位在发言时候都谈到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都是真知灼见。至于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以及长远发展，大家也都提出了个人的想法。部分意见有所不同，这也是正常的。无论如何，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今后的考古工作以及如何研究、保护、展示和利用都非常重要。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和感受。

　　一、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成立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果，可喜可贺。在此，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十三五”期间能够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扎实推进桂阳陡岭下、桐木岭两个遗址的发掘，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表示由衷的敬佩，也向考古一线的各位朋友表示敬意。作为一名田野考古出身的人，我深知田野考古工作的困难与艰辛。对于这次桂阳冶炼遗址的发掘及其成果我总结为八个字，就是“发掘重要，意义重大”。这次发掘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路线与思路非常清晰，发掘工作也符合国家文物局规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是一次高水平的发掘，也因此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我经常讲，首先把方法、思路和规范化做好，我们的考古才会是科学的；科学发掘的基础是方法上要科学，思路上要科学，做法上要科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二、通过上午的考察和下午的汇报可以看到，这两处遗址内涵极为丰富，发掘面积不算很大，但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较多。从遗迹上看，有炼炉、焙烧炉、房址、工棚、堆积坑、储料坑等，冶炼场基本的设施都有发现，另外，还有大量的生活遗迹。就遗物看，发现了大量的冶炼工具和设备，比如坩埚、日用陶瓷器等。这就为我们复原当时的工艺流程、冶炼技术以及矿工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这次发现对于我们国家冶金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炼锌、炼铅、炼银历史方面的研究，将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这次发现在冶金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1世纪初以来，炼锌遗址在我们国家曾有过发现，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遗址能像桂阳桐木岭遗址这样，能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冶炼场，并且被发掘出来，既有冶炼遗迹、冶炼工具，又有生活设施和生活器物，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证据。因此，这次发掘的冶炼遗址的完整性十分突出。

　　三、这次发掘代表了当今矿冶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也为今后湖南矿冶考古工作以及其他地区矿冶考古的进一步开展积累了经验。去年我在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的会议上讲过，考古学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及其演进规律的一门学科，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时代局限性，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于城址、墓葬、宗教文化遗存等的发掘和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讲到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再生产的时候，一个是人类的再生产，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生产的再生产，而矿冶在古代社会生产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继续关注城址、墓葬、宗教文化遗存等的同时，古代社会生产的研究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桂阳矿冶考古项目能做起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项目的本身，而在于它代表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尤其是通过这次实践，总结出了多方面的经验，如矿冶遗址的分布状况、自然环境的特点、遗址上的植被特征等，这些经验的总结为今后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调查工作将起到很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这个发掘项目及取得的成果，对于今后的矿冶考古研究，以及手工业考古乃至整个考古学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认识还不足，大多是发掘完后就回填，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化遗产事业赋予了国家战略的意义，当今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更是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对桂阳矿冶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深入挖掘桂阳的矿冶历史和矿冶文化，为桂阳“千年矿都”提供考古发掘方面的遗迹、遗物证据，对于桂阳县的社会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桂阳考古发掘项目及其成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定会对于桂阳地区矿冶文化的开发、利用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湖南来讲，通过桂阳的矿冶考古发掘，不仅能够为湖南开辟新的考古战场，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能使考古工作为湖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目前“国保”单位的情况来看，矿冶遗址的数量与它的重要性极其不匹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矿冶遗址在这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全国意义上来讲，这次发掘项目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方面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关于今后的工作。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各位专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我看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田野考古工作要进一步的深化。比如说，桐木岭第二单元焙烧炉和马槽型炼炉明显是叠压的关系，它与第一单元是同时并存的关系还是先后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地做工作，搞清楚；桐木岭存在多种金属的冶炼，那么，它们之间是同时进行的还是有先有后，也需要通过田野考古进一步验证；各个冶炼单元之间的关系、焙烧炉的焙烧过程和性质问题等，也需要深入探讨。

　　第二，做好规划，扎实推进。桂阳地区存在多种金属的冶炼，目前我们找到了炼锌、炼铅、炼砷的遗址，那么金、银、铜、锡等在哪冶炼？凡此种种，都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规划，需要做长期的调查，继续寻找相关的遗址，也就是说，要在搞清楚发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关于汉代在这里设“金官”的问题，还需要从文献上梳理清楚，是否跟黄金有关。有人认为“金官”可能与炼铜有关，但是，在汉代已经不像先秦那样把铜列入“金”的范畴，那么就要寻找当时是否存在金矿的开采和冶炼。值得注意的是，采矿、冶炼、产品使用是一个产业链，现在已经有了冶炼，但还需要对采矿和产品使用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冶炼遗址发现的大量坩埚，究竟是冶炼场自己制作生产的，还是有专门生产坩埚的作坊，也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需要在产业集群的视野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关于冶炼场的冶炼工匠的来源，也可以通过出土的生活器皿的来源进行判断。因此，从矿冶考古研究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第三，文物保护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对此，刚才部分专家的意见不一致，这很正常，因为大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去年习总书记讲到“让文物活起来”，这不仅仅是我们考古文物工作者的任务，当地政府也责无旁贷。过去，我们一直讲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最近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那么，在强调文化自信的背景之下，如何来挖掘中华文化的内涵，就成了我们考古文物工作者和各级政府都要考虑的问题。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来看，它是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关联的。从桂阳来看，桐木岭、陡岭下两个遗址点发掘出来后，如果不进行封闭或半封闭形式的有效保护，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遗址的颜色、形态都将发生变化，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无论是盖大棚还是盖上塑料布再回填都可以考虑，但我个人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状况，盖大棚是比较可行的，大棚造价较低，而且盖起来耗时较短。此外，还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尽快启动相应的遗址保护、利用、展示规划的编制工作，从实际出发，做到切实可行、可持续。另外，建议尽快启动遗址保护级别的提升，并积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加强遗址的保护，提升遗址的知名度；同时，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结合当地的社会发展规划，将桂阳的矿冶遗址打造成桂阳的一张历史名片，将桂阳境内的矿冶遗产保护好、利用好、展示好。

　　功成不必在我，但要只争朝夕。这就要求我们当地政府要重视，各部门要协调并积极落实相应的责任，共同把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