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索早期夏文化研究，“早期夏文化探索”课题筹备会于2016年12月18日上午在郑州市召开，会议探讨了课题的申报立项等相关问题。会议由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张建华主持，出席会议的嘉宾有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研究员、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文华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张立东副教授、河南省地理研究所鲁鹏副研究员等。

　　与会人员合影

　　1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从七大方面作了主旨发言，内容如下：

　　大家都知道在早期夏文化研究当中，嵩山地区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后来考古发现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夏文化探索从1959年算起的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不能总是围绕着二里头一个点讨论无休止，应该更多关注围绕其他新发现结合文献开展。这方面我和李伯谦老师就如何开展早期夏文化研究作了深入交流，李老师、刘绪老师、雷兴山老师对早期夏文化都有所考虑。不应该只围绕二里头遗址，而应该是结合新发现新资料进行夏文化研究，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测年数据和各种文化表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如果是夏代遗址，也只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址，。所以探索早期夏文化的课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大家面前。雷兴山老师组织过一次早期夏文化研究的研讨会，李伯谦老师当时就希望研讨会后，策划一个课题，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完成历史使命。所以和李老师几次交流后，列了一个提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夏文化探索历程与本课题的提出

　　（一）、国外是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夏，甚至不承认有商，自从发现甲骨文后才得以确定商。但是中国史书上有《尚书》之《虞夏书》，《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中都有与夏代相关的记载，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有夏，《史记?夏本纪》甚至有明确记载的夏王朝的王位顺序等。

　　（二）、考古学探索阶段（1957~2000）

　　从目前做工作比较多有一定研究基础与目前认识早期夏文化有关联几处遗址谈起，诸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

　　1、1957年，邹衡先生和宿白先生在河北邯郸发掘，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邹先生到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他认为二里头遗址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

　　2、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学界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成“，邹衡先生具体指出二里头文化的陶觚、爵、三足盘等典型陶器来自东方，与东夷有关。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二里头遗址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先后发现一、二号宫殿，从而越来越被考古学家所重视。

　　3、夏文化从哪里来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文化面貌差异比较大，二里头文化之前是龙山文化。所以邹衡先生直指我们考古学上见到夏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很明显的脱节，认为二者没有渊源关系。面对这一局面，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到豫中等地去寻找夏文化来源并指派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负责实施这一工作。其实赵芝荃先生长期在二里头工作，对二里头的陶器很熟悉，接到夏鼐先生建议后，赵芝荃先生到豫中、豫东地区调查，最后，发现了新砦遗址。1979年，赵芝荃先生对新砦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认为其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又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属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 1999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我的博士后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五个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明天参加一个会，会上有赵芝荃先生和邹衡先生两人意见很尖锐。邹衡先生认为比二里头遗存更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两者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夏文化的上限是二里头一期，再往上就是龙山文化，和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当时赵芝荃先生反对，说发掘的新砦遗址就有。会议之后，李老师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老先生的说法，也没必要像年轻人那样把资料重新划分，你去重新发掘新砦遗址。所以，我遵照李伯谦老师的意见，带着硕士研究生武家壁和当时的已被分配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也就是现在在座的顾万发院长去新砦遗址发掘。其实我当时是严文明先生的博士也不太懂夏商周这一块，李老师说不懂更好，可以边干边学，去看看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在新砦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99年下半年，我们就发掘出了一组下面是龙山，上面是新砦期遗存的材料，但是，没有看到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据此，李老师建议2000年再去新砦发掘，寻找有关有二里头遗存。2000年，在发掘之前调查了一个星期，最后发现了梁家台高台地，有二里头一期的遗存。所以当时就在那里再次布方发掘，最后发现了王湾三期文化在下、二里头文化一期在上，而”新砦期“遗存居中的地层关系。至此，在文化谱系上确定了“新砦期”遗存的存在。

　　（三）、考古学探索的新阶段（2000~2016）

　　自2001年7月北大博士后出站之后，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新砦遗址也一同带到考古所，并成立河南新砦队。自2002年起，新砦遗址的发掘研究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聚落课题组的子课题。新砦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重点由谱系研究转向聚落形态研究。至2003年，经发掘确认新砦遗址是一处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具有城墙、城壕以及内壕和外壕的大型城址。2003年至2005年，在新砦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一处浅穴式大型建筑。 2013-2014年、2016年新砦遗址田野考古再获新成绩。顾万发院长在东赵遗址还有其他遗址也发现有新砦期的遗存，魏兴涛副院长在蒲城店遗址也有类似发现。因此早期夏文化几个重要点新发现的新资料，都比二里头一期早，比龙山晚。有了这些新资料，如果能整和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研究，无疑会增加对文明起源探讨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