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前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我国东部城市群走的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导致了“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因此,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势在必行。

　　关键词:工业化/西方化/文化型城市化

　　作者简介: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刘士林(1965- ),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研究。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文化资源研究”(13BZW024)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10JBG011)的阶段性成果。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原因在于,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及“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等战略任务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形成了“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城市发展方式。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单体式”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对内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受到质疑、修正和摒弃。与此同时,在形态上具有“组团发展”特征、在机制上形成“共生互动”的“城市群”,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其特点和作用是通过高稠密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流通网络体系,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促进区域内大都市、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协调发展。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问题指明了方向,是城市群规划和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自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城市群”战略以来,目前我国初具规模或得到普遍认可的城市群(包括以“经济区”命名的“准城市群”)已在30个左右,其中,排名居前的十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以不到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以上的GDP。未来5到10年内,预计我国城市群将涵盖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会占到城市总人口和GDP的82%和92%。城市群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龙头地位和核心作用日益凸显。[1]

　　但就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城市群仍存在着三大问题。从全球层面看,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与20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世界五大城市群①、美国21世纪初期涌现的十大城市群②、2008年西方学者佛罗里达提出的全球经济产出排名中超1千亿美元的前四十个城市群[2]相比,由于起步晚、资源条件不足和发展环境复杂等原因,我国城市群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区域协调和一体化水平比较滞后,在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差距更大,并出现了“城市群未立”而“城市病多发”等危险迹象。从全国范围看,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相比,目前扎堆出现的中西部城市群尽管数量已远超东部,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也有较快增长,但整体发展水平却与前者差距很大,存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雷同化”与“同质竞争”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培育城市群内部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还有可能重蹈东部发达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覆辙。在城市群自身方面,主要存在着四大瓶颈: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呈简单化和粗放型,不利于城市群的均衡和精细增长;二是未形成有效的文化协调和联动机制,层级体系和一体化缺乏内生动力;三是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阶段”,战略与规划的“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四是环境污染严重和资源约束加大,发展风险和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3]这些问题在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群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内涵,是亟待破解和应对的重大现实挑战。

　　二、“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早在1995年编制“九五”规划时,我国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当代经济主体主要集聚在城市,所以这实质上提出的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而在“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又顺理成章地演进为“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空间和真实对象,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日益交融的全球背景下,城市群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一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群”,这个模式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主要依赖长约500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U.S.I轴(axis)形成,并因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波士沃施(Bos-Wash)城市群。这也是今天中国众多城市群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二是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建设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些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新理念和正在探索的新方向。在城市方面,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城市为代表;在城市群方面,以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取胜的北加州城市群(Nor-Cal),以潮流和产业设计中心为目标的意大利城市群(Rome-Milan-Turin),以金融、设计和高科技为竞争优势的大东京城市群(Greater Tokyo)等,[2]则走在了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前列。受其影响,中国城市也开始从以GDP为衡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迷梦中觉醒,并逐渐走上以“宜居城市”(北京,2005)和“文化大都市”(上海,2007)为代表的文化转型之路。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由此可知,文化要转向符合城市群全面发展的本质需要,“文化型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型城市群”必将取代“经济型城市群”,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更高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率先在东部地区崛起,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典范和标杆。但反过来看,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具有代表性。受“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影响,东部城市群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工业化”为支柱的城市化进程恶性损耗和污染自然资源及环境,使城市群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河流湖泊、生物生态等“资源环境条件”不断恶化;二是以“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深度解构了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以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信仰问题和心理问题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病”日益突出。

　　在资源环境方面,城市群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经济活动,而这必然是以对环境资源的更大需求和消耗为前提。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生态环境恶化已成我国三大城市群在当下面临的普遍问题和最大挑战,其中又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最为严重。“十一五”期间,长三角累计GDP规模经济总量达到330621亿元,占国家同期1537879亿元的21.5%,累计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4]但其所付出的生态和环境成本,在三大城市群中同样遥遥领先。2007年至2010年,长三角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438489万吨、416680万吨、418957万吨和418404万吨;京津冀持平在120000万吨左右,珠三角持平在130000万吨左右。在2007年和2010年,长三角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均超过1600000吨,而珠三角年均为500000吨左右,为长三角的三分之一。[5](PP54-55)目前,我国规划和在建的城市群已在30个左右,尽管它们之间有规模和水平的差异,但在不断增大甚至是透支资源环境方面则是殊途同归的。

　　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以长三角为例,其首位城市上海一直被视为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或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因此,上海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20世纪以来就已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同样它也是一个在西化之路上“走得太急”、“走得太快”、“传统丢失太多”的中国城市,这就必然导致一个令人忧心的疑问:“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已经矗立在世界东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民族所希望的那个城市家园,或者说,在这个过于西化、过于物化、过于商业化的现代大都市中,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继续探讨和严肃追问的”[6]J。从历史上看,古代上海地区的城市化,既“远取”了“中原文化圈的实用理性”,又“近取”了“吴越地区的江南诗性文化”,前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后者“有助于培育现代审美生命”,这是现代时期的上海“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的根源。[7]但问题在于,由于这个近现代的转换过程一直是在西方文明主导下完成的,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根底太浅”、“缺乏定性”;另一方面又是在过于商业化的“十里洋场”背景下行进的,由此造成了“海派文化”性喜追新求异、对任何事物都是“浅尝辄止”的根深蒂固的积习,不仅很容易退化为欲望狂欢和感性放纵,同时也很难把“文化启蒙和变革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海派文化建构后续乏力、影响力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当下而言,不仅电影、音乐、美术、文学、新闻出版等传统优势日渐衰退,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文化贸易、公共文化等新兴领域也缺乏和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新品牌。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文化发展看,目前在区域协调和联动上以珠三角为最好,表明传统的岭南文化为其提供了内在的默契和支持。而在长三角,其固有的传统江南文化对区域发展的贡献不大,甚至还远不及明清时期。这是以一个只有百年传统的海派文化取代了经过上千年积淀的江南文化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前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是芒福德所说的“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8](P229)。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发展在前的东部城市群走的都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也导致了“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和不协调。而东部城市群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对于全国各地跃跃欲试的城市群而言,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不同”。我国城市群建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一方面是土地、矿产、江河湖泊等环境与资源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但众多的城市及城市群仍不肯真正改变自身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对历史悠久、形态多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区域传统文化资源视而不见,或很难高水平地规划和良性地开发利用。就此而言,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中心,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