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法学家们孜孜不倦地从各自的知识背景、观察视角、价值偏好、理论旨趣出发,对法律(制度与文化)进行思想与理论解说。比如,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的著作《法律史解释》,从伦理、宗教、政治、人种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对法律(制度与文化)进行多元化解读。我国学者梁治平在《法律的文化解释》中,提出了文化视角的法律阐释思路。而新近出版的《法律文化的数学解释》一书,则从数学角度对法律文化展开论述。

　　数学理性为法律文化铺就底色

　　刚开始学习法学时,我就对法律与数字所具有的直接关联关系感到困惑,非常渴望知道其原因。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直至读到该书作者何柏生教授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发表的《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一文后,我才真正在学术上对这个问题,不仅是数字,而且是数学与法律(文化)的关系产生了极大兴趣。

　　全书首先提出了“数学理性为西方法律文化铺就底色,定立基调”的观点。何教授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先后开启了数学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数学观念通过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影响”,作用于古希腊的法律制度。由于古希腊人崇尚理性与抽象思维,数学精神甚至成为他们的灵魂,“古希腊人的数学观念和政治法律观念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

　　数学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影响,在近代同样体现得非常明显。书中指出,“近代的法典编纂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追求普遍、必然、精确的理性主义有关”,因为“近代法典都设有总则,使法典更加严谨,便于进行三段论演绎推理,这也与几何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深受几何学的影响,所以,它的司法程序成为地道的三段论演绎的过程,近代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从某种角度讲,与其说是进行法律活动,不如说是进行数学运算。近代法律的内在精神是与数学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这一研究有一定的思想阐释力和理论说服力,很大程度上开阔了学术视野,促使研究者进一步在一般意义上去思考科学与法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