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关 键 词】范文澜/钱穆/《中国通史简编》/《国史大纲》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于40年代初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②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力、主体，以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E. H.卡尔曾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通过对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有关历史的认识，不仅根源于认识者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其对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总是紧密地关联着。

　　一、关于历史发展进程

　　20世纪的新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因果联系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不仅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规律及其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因此他们以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钱穆《国史大纲》与新史学家基本一致。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2]引论11其进步体现为“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朝此方向，则明白无可疑者”[2]引论20。其中，政治制度的演进表现得最为显著。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统一，由军人政府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争，是其进步的主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代，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秦汉时期，产生了大一统政府，代替了封建时代。汉高祖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汉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政府。东汉倾覆后，中国历史由统一走上分崩割据，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为变相的封建贵族。然而，混乱之中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北方在五胡纷扰之后，渐渐找到了新机运，为全盛时期的来临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新的统一政府再次出现。隋代中央政令统一，社会阶级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消失。唐承隋制，而拥有一种新精神，建立了合理的制度，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唐中叶以后，这种合理的政治思想消失，各种合理的制度随之瓦解，唐之盛世亦不可保。安史之乱后，大时代没落了。两宋时期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觉醒，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这是中国史上第二次学术发展。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被蒙古贵族接受，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朱元璋推翻蒙古统治之后，重建了传统政治。但其废宰相，实行君主独裁，以严刑酷法对待士大夫，又使传统政治恶化。清朝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学术脱离政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逐渐消沉。“清代中叶的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2]620正因为这样，清朝的统治也转向衰落。随着列强的入侵，为抵抗外侮，出现了变法自强活动。革新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爆发，旧政权解体，其所遗留下的种种恶势力有待逐步清除，理想的新政权尚待逐步试验与磨练，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这艰难的过程中，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2]659，故“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唯一路向”[2]660。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穆是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士大夫之沉浮来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勾勒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就是在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曲折地、绵延不断地、逐渐地向前发展的。

　　《中国通史简编》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时，“按照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3]。范文澜认为，这种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3]，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阶段。范文澜认为，殷商以前是原始社会，殷商为奴隶社会。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确立，但是依然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西周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农奴而非奴隶，因此西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自秦到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经济、文化、政治都获得了大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文化中心也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到隋统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宋代开发了闽江流域，元、明时期，珠江流域也开发了。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超过了前一阶段。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螺旋式地发展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皆是如此。如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殷商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商为奴隶制社会，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则运用这种认识具体地描绘了中国历史进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根据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进行过分析和批判，认为吕振羽的认识较为合理。他所撰写的《中国史纲》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简明中国通史》略同。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却都将其视为一个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