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及其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启示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①。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后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作出自己的理解，如中国学者王学泰认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传统时，把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为“大传统”；一类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为普通老百姓所遵行的文化传统，即“小传统”②。面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大小传统理论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面貌及其发展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这种大小传统文化共存现象在中国古代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余英时所说：“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③。从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映国家权力与精英意识的遗物和反映普通民众生产、生活与思想、信仰的遗物之间的区别。

　　同样，我们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多视角、多层次地去分析不同类别物质文化的性质，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立体地认识三代社会也具有重要启发。具体到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上，我们认为，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并扮演着独特政治工具角色的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礼乐文化、文字等大约可以代表文化大传统，而基本担负日用功能的陶器、民间信仰遗存等大致代表了文化小传统。利用大小传统理论，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三代时期礼乐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即以青铜质和玉质礼器为表征的礼乐文化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而以陶器为表征的不同区域日常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即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两种传统的形成机制和文化含义各不相同，前者具有国家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色彩，后者具有区域文化、民间传统和日常生活等下层大众文化色彩④。大小传统文化之间是互补共存关系，而不是对等排他关系。

　　如果以上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基于陶器器形及组合特征而建构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主要是反映当时各区域之间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文化的差异，并不能代表国家政权和官方文化认同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与政治体或国家认同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直白地说，基于陶器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不代表古代某个国家，甚至也不等同于某个民族。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和深入思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先秦考古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来考察先秦时期区域文化小传统的存在状况，并探讨中国古代大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过去，“通过对商周人像艺术(作品)的数量、尺寸、结构、性质、出土情况及人像人物的身份地位的分析，我们认为：商周时期的人物造像所代表的基本上不属于神圣的被祭拜对象，而是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是作为主人的亲信近臣、姬妾仆从及被征服的和敌对的异族首领的代表来随葬的，而不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来受到供奉的”，中国古代无偶像崇拜的传统⑤。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如陕西韩城芮国墓地M502二层台上出土的木俑⑥、山西翼城霸国墓地M1壁龛内出土的人偶造像⑦等新材料，都证明以上结论对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古代文化大传统来说仍是基本站得住脚的。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也曾注意到一类似人又非人形的神人造像，但由于数量少，又处于非突出位置，所以未予以特别关注。随着近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加，造型独特的神人造像或装饰有以神人形象为主体纹饰的一类精美文物时有发现，特别引人注目。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对一些与之相似的传世先秦文物的来源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促使我们必须对这类神人形象的文物进行专门研究，探讨其分布特征、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含义，以及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位置。其重要性也提示我们应该对过去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偶像崇拜传统的观点予以修正。大小文化传统理论为我们理解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现象的异同提供了有益的模式。

　　关于这类以神人形象为表现对象和中心的文物的时代与性质，学术界虽分别各有讨论，但对它们进行系统收集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缺乏。本文试对这类文物做较系统的收集和整体的研究，观察它们的出土地点，探讨它们的性质，看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某些共性，这些共性是否反映了某种原始宗教信仰和区域文化传统。再进一步，看是否能够以此具体研究为例证，结合大小传统的理论，深入分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区域文化小传统与文化大传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