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和处理。而在此方面，量化方法是很有用的。历史学者们一向相信“原始资料”(或者“第一手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但其实并不尽然。本文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无可置疑的“原始资料”，其实也是不可靠的。而在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和处理方面，量化方法不仅有用，而且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当然，正如任何方法一样，量化方法在史料的鉴别和处理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采用量化方法时，要充分注意其适用性。

　　关 键 词：史料/量化方法/计量史学/经济史

　　基金项目：香港研究资助局(RGC)643001科研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前言

　　在史学研究中使用量化方法，早已有之，不是新鲜事。但是自从以量化为主要方法的史学研究(即“量化史学”或者“计量史学”)出现后，学界对量化方法的争议就从未停止。在此过程中，量化史学的命运也起伏不定，直至今日，学界对此的看法仍然呈现出两极化。许多拥护者认为量化方法是史学研究“科学化”的不二法门，而反对者则将量化方法视为史学研究中的旁门左道，甚至不屑一顾。

　　这种两极化的看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量化史学使用最为成功的领域——经济史研究中，这种分歧甚至导致了学科的分裂，以致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说：量化经济史导致了“新经济史”的出现，“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他进而指出：“新经济史学家并没有研究经济史本身，他们只是把历史当作‘背景’，而关心的仅是经济增长。而对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唯一问题，而且他们也不仅仅研究经济史上的数量问题，还要研究经济史上的‘质’的问题，即不仅仅研究量变，还要研究质变。”由于二者在研究的目的和取向方面的严重分歧，“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①

　　然而，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同一个，即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就经济史而言，吴承明说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②希克斯(John Hicks)则说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③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经济史是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实践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而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不仅如此，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更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④通史的大多数部分是不能用量化方法研究的。因此，当我们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时，需要量化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夸大量化史学的适用范围是不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方面确实可以并且需要(甚至必须)量化研究，如果不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就无法真正了解这些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离开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去抽象地谈论量化方法是否适用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同时，离开了各自的适用范围去争论量化方法对史学研究到底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也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

　　在我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史学研究训练，许多人对量化方法颇感陌生。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对量化方法的运用不当和过分夸大量化方法的适用性，使得不少历史学家对量化方法产生误解甚至偏见，是很自然的。因此，对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使用问题做一个讨论，对于许多史学家(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出身的史学家)是很必要的。在本文中，我将通过一些实例，说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