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关 键 词】经史关系 中华文明 傅斯年 蒙文通 学术分合 新史学 民国学界

　　【作者简介】张凯，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国遭逢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东渐，新旧嬗替。就传统学术而言，史学意识来自儒学，羽翼经学为其指归；以新学术的立场而言，中国史必须放置于世界史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叙述，如何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史体系成为必要，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近代学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的凭借。20世纪新史学建立，以方法为学，在新史学的演进历程中，史学方法承担全局，以科学方法辨析新旧材料成为近代学术区分新旧、划分派别的重要依据①。传统文化与新学术的关联性偏重于材料与方法层面，中国学术流变的内在脉络被截断众流式的派分所割裂，传统学术的义理价值更是被新学术体系的创立者及其后学有意无意地误读与遮蔽。

　　傅斯年早年治学，出入今古，自称“余为经学，殊不专信古文，而年来更喜公羊家言，宜不相入也”②。归国后，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发起新一轮史学革命，“以新材料激发新问题，因而援引新工具以谋解决，三者相互为用，以期开创新的领域”[1]27。蒙文通“少好今文家言”，经学是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被视作“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或者“经学到边缘，史学到中心”的典型代表③。纵观二人学思历程，皆经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因缘际会，20世纪30年代初，傅斯年引领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1933年，蒙文通受聘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而短短两年后，蒙文通即被辞聘，究其缘由，众说纷纭，各自褒贬。若以此为线索，揭示在“新旧”标签之下，傅斯年与蒙文通二人学术的经史纠葛及其“暗战”，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价值的多元路径。

　　一、新与旧

　　1930年底，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在庚款资助以及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改革北大体制：划分学术和事务，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胡适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以史语所所长的身份从1929年秋到1936年春一直担任史学系讲师(名誉教授)。在诸如聘请教授、添置重大教学仪器设备等重建北大体制的重大问题上，傅斯年与胡适是两位最起作用的人物。胡适与傅斯年立志通过北大的改革，盼望十年之后北京成为“汉学正统”[2]152。蒋梦麟自称负责辞退旧人，而让胡适、傅斯年着手聘请新人。起初，为了避免新旧纷争，蒋梦麟不愿与旧派决裂，暂缓文学院的整体改革，史学系在傅斯年的筹划下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31年9月，史学系公布新的课程指导书，直接提出大学史学教育的两个重点。第一是“严整的训练”，即“脚踏实地不取转手的训练”。第二是“充分的工具”，主要有目录学与各种语言。大学史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学生“脱去享受现成的架子，离开心思手足都不转动的稳椅，抛弃浮动浅陋的态度，而向史学的正轨‘步步登天’”。“史学的步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④这与此前傅斯年所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精神一致：史料是史学之核心。大学的史学教育应当是学术教育以资史学研究，而不是基本知识教育。北大史学系以此为宗旨进行重建，首先就是聘请“新人”。1932—1935年，北大文学院特别是史学系与国文系经历了新旧更替。1933年秋，蒙文通开始执教北大史学系。

　　不过，以后人眼光看来，蒙文通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者”能以“新人”任教于北大，原因不外如下几点：第一，北大史学系课程以断代、专题授课，各科由不同老师分任，以提高学生的史学基本训练，师资无疑为急需解决的难题。以1932—1933学年度中国史各断代授课为例，中国上古史，钱穆；秦汉史，本年停；魏晋南北朝史，本年停；隋唐五代史，本年停；辽金元史，方壮猷；宋史，赵万里；明清史，孟森⑤。1933年初，受华北局势影响，史语所南迁，一定程度上对北大文学院师资造成影响，而北大的专任制度与傅斯年的学术风格使其不易在北平招聘到合适的教员，从平津以外招聘教员实属形势所迫。第二，蒙文通在中央大学时发表了一系列上古史的文章，契合平津学人竞言古史的风气。蒙文通打破儒家正统的古史多元观念，貌似符合胡适、傅斯年倡导的古史观念。第三，陈垣与胡适、傅斯年过从甚密，皆不满浙派把持北平教育界。1933年初，陈垣就有意招揽蒙文通。此时，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商务印书馆策划“国学小丛书”，接连出版蒙文通的《古史甄微》与《经学抉原》，二书被誉为“研究中国学术史的入门要籍”[3]18。这些都给蒙文通以“新人”的身份执教北大史学系提供了资本。最后，汤用彤的推荐起到关键作用。1923年，蒙文通、汤用彤熟识于支那内学院，汤氏对蒙文通学问相当赞赏。而胡适对汤用彤学术评价极高，“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2]641。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下，蒙文通执教北大，参与北大史学系的改革。

　　1934年，北大国文系缩减，马裕藻卸任，林损、许之衡等教授被解聘，这为文学院引入新人提供了岗位与薪俸空间。胡适对此颇为满意，总结该年工作道：“文学院预算每月节省了近三千元。外国语文学系减去四个教授，添了梁实秋先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减去三个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罗常培，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2]429新旧学人的一进一出、新旧课程的一增一减，将中国文学由偏重“国文”改良为“新文学中心”。史学系是文学院的重中之重，胡适曾称：“将来文学院亦可改为史学院，因为现在研究哲学的，亦不过是研究哲学史，研究文学的，亦不过是研究文学史，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史学系将来大可以实行其政策，吞并其他各系，而将文学院改为‘史学院’。”[4]当教育部有意侧重中国文学系时，胡适则提出：“夫‘史’可以包‘文’，‘文’不能包‘史’，就与我们原来注重‘史的研究’的意思相背驰了。”[5]“历史的系统”是国文系课程改革的关键，“新史学”正是胡适、傅斯年改革北大文学院所追求的目标。

　　胡适期望1935年取得“较好的成绩”，蒙文通即被划入了“辞旧”的行列。1935年5月13日，胡适拜访钱穆，告知下学期不再续聘蒙文通，因为“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钱穆视之为托词，根本在于蒙文通与胡适疏远，“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6]171。钱穆作为蒙文通挚友、此事重要的见证人，该说因《师友杂忆》的流行而为学界普遍接受。蒙默则说：“从钱穆那个回忆录看起来就是说胡适有点不满意，所以就没有续聘了，到底为什么不满意我也就说不清楚。”[7]43。此或可提示胡适解聘蒙文通另有原因。陶元珍、陶元甘兄弟认为蒙文通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因为无法与霸气盎然的傅斯年融洽相处，失去讲席”⑥。陶元珍于1935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胡适曾是他研究生初试导师，与胡适多有往来，并于1935年至1936年曾寄住蒙文通家中，所述应有相当依据。解聘蒙文通一事，与胡、傅二人最有关系，二说各有侧重。若将解聘一事归结于学人性情冲突与私人情谊疏密，难免凭一己私见故作褒贬，有厚诬前贤之嫌，其中深层次原因当是蒙文通由今文学所入之“史学”与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所贯彻的“新史学”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