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文献形式，因其突出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而受到中外文物收藏者与文博机构的珍视。正因此故，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古代石刻同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国境。正如罗振玉所言：“尝闻我关津税吏言：古物之由中州运往商埠者，岁价恒数百万，而金石刻为大端。”（罗振玉《海外贞珉录·序》）其中，日本是最早攫掠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国家之一。

　　一

　　中国古代石刻流散日本始于清朝后期，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其流散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中的文物劫掠。自甲午中日战争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包括古代石刻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物惨遭劫掠。如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即被日军掠去”（《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又如原存旅顺黄金山的唐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刻石》，1910年被日军驻旅顺海军司令富冈定恭掠往日本，并作为最重要的战利品献给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宫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掠夺、摧残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对散落各处的古代石刻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即被劫掠回日本，此类罪恶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第二，以“游历探险”“考古调查”为名的盗抢。这其中以大谷光瑞最具代表性。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高昌故址盗得墓志、题记12方：《延昌四年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廿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廿二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廿六年贾买苟墓表》《延昌廿九年郭恩子墓表》《延昌卅二年崇庆墓表》《延昌卅八年残墓表》《延昌四十年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寿十一年侯庆伯墓表》《仪凤年侯君夫人张氏墓志》《龙朔二年张君夫人毛氏墓志》以及《延和九年鞠孝嵩墓表》，这在罗振玉《西陲石刻后录》《海外贞珉录》等书中均有著录。此外，大谷氏还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得《白鹤观残碑》，从河北盗走唐贞观八年《房山刻经残石》及西夏《居雍关刻经残字》等。

　　第三，日中奸商顽民勾结贩运。日本的一些不法之徒与中国奸商顽民相互勾结，制造了无数次石刻盗卖事件。如光绪十九年，早崎氏游历陕西，发现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绝伦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结主管人士，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其中4件辗转流入美国，余21件存于日本，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又如日人江藤涛雄，为广泛搜罗中国古代文物，勾结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为其效劳，从阎氏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等珍贵文物。关于此，近人张扶万在《在山草堂日记·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云：“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第四，通过“合法”购买。近代以来，中国各地文物买卖十分繁盛，对于市肆中的古代石刻，日人十分觊觎，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大肆购买。如北魏正光三年《冯邕妻元氏墓志并盖》，“1926年在河南洛阳出土，为经营碑帖买卖的郭玉堂氏所得。不久，郭氏就以重价售于日本”（王壮弘：《历代碑刻外流考》）。又如北魏正光四年《齐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清宣统二年于河南洛阳出土，后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国年间将三志售于日本人大仓喜八郎（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此类事例不计其数，兹不再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