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前史学创新的“生长点”，社会史不失为最具活力、最富生机的领域之一。这不仅有赖于史学观念的“民间转向”，同时也离不开对民间历史文献循序渐进的探索。实际上，经由傅衣凌、梁方仲等老一辈学者的推动，自20世纪伊始，诸如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已然被纳入研究或典藏的范围。多年来，学界对于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未曾停歇，努力使之成为“丰盈”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从功能入手判别“民间”属性

　　提起民间历史文献，族谱、家谱、碑刻、墓志铭、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书信等，都是人们较熟悉的形式。按常规理解，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和使用的文献即具有“民间”属性。然而，在学者看来，这种判断略显简薄。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认为，应多层次理解民间历史文献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即狭义理解）是在民间形成和使用；第二层含义是在民间使用，却并非由民间创造；第三层含义是在民间创造，但未必在民间使用。“比方说，在民间发现的科举教材，虽然并不出自民间，但却在民间广泛使用，因此也属于民间历史文献的范畴。再比如，皇家使用的食谱、药方之类，可能来自民间，因此也算是民间历史文献。”

　　此外，民间历史文献的“一体双面”情况值得关注。诸如民间契约等历史文献，起初确为处理百姓日常生活而产生；而当它们被官方使用时，便成了官方文书。因此，对文献“民间”属性的判定，还要结合其使用意图，是关乎百姓生活还是涉及国家事务。

　　可见，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甄别不能局限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标准。郑振满认为，要准确理解其内涵，需从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景和脉络出发。判断的关键在于文献的功能，以及它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情境。

　　在日常生活视域下理解历史变迁

　　明晰民间历史文献的内涵，一方面有利于对其进行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可夯实解读的落脚点。随着研究的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倘若不从功能层面来理解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作用，或许易陷于“新瓶装旧酒”的窠臼。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告诉记者，彼时对民间历史文献的解读，意在为正史提供“佐证”，是相关人物、事件、制度等要素的补充。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民间历史文献主要被用于“论证”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直至近20年，对该类文献的研究重点才转向基层社会、社区社群、日常生活等，并将它们与历史记忆、地方社会、历史变迁密切联系起来，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历史。

　　“与彼时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相比，现在的研究注重遵循基本的学术理念。比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日常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等。归根结底，就是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尝试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逻辑入手，理解和解释长期的历史变迁。”郑振满总结道。

　　避免研究“碎片化”

　　谈及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短板”，常建华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们与传统政书、官书的综合利用有待提高；二是从文化层面对民间历史文献的解释稍显薄弱。“此前对民间历史文献的使用多半集中于经济史领域，所以借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较多。现在既然要通过它们探讨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就应当从文化史角度切入。”

　　要将种类繁多的民间历史文献运用好，如何进行搜集和整理至关重要。在学者们看来，传统文献学的处理技术和方法均不太适用，若想摸索出一套解读民间历史文献的独特方法，离不开田野经验。“注重田野调查，是避免民间历史文献被当作‘奇风异俗’的有效手段。学者对文献进行甄别的过程，即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可使之更好地发挥研究效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解释道。

　　郑振满告诉记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民间文献，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历史现场。所以，民间历史文献不能孤立来看，而要放在完整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审视。“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文物市场的数次运作，一些大规模的文献系统被扰乱了，失去了应有的史料价值。还有一些学者喜欢对民间历史文献做分类整理，结果破坏了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很难从中发现真实的历史过程，致使研究流于‘碎片化’。”

　　有鉴于此，郑振满主张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建立综合性的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这种数据库应该超越此前的文献分类系统，把不同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来源和文本形态的民间历史文献连接起来，建构起民间历史文献的原有系统、源流和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