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承认“中国式民主”成立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和现实思考。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式民主”已经在战略抉择、基本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已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观点、思路和做法，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呈现，能够使我们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知识掌握得更丰富、更扎实、更牢固。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又要坚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自信。

　　关 键 词：中国式民主；中国政治；政治发展；基本问题

　　作者简介：黄相怀，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助理研究员；李向军，光明日报社理论部编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3)04－0030－05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式民主”的探讨逐渐增多，但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始终萦绕在研究者的心头：“中国式民主”成立吗?如果按照所谓“经典的”民主理论关于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一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中国“似乎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更遑论“中国式民主”的存在。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式民主”是成立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民主是个开放的体系，它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可以是一国一模式。或者说，民主没有原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来发展民主政治。①从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而且应当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发展形成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式民主的成立逻辑即渊源于此。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式民主”已经在战略、原则、路径和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些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观点、思路和做法，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呈现，能使我们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现实可行性的知识掌握得更生动、更丰富、更扎实。

　　一、“中国式民主”的战略抉择

　　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都离不开对于战略的抉择。战略选择适当，国家和人民之福；战略选择失当，国家和人民之祸。先发现代化国家如此，后发现代化国家更是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惨痛的政治发展历史和现实遭遇历历在目，很能说明问题。那么，“中国式民主”的战略选择如何呢?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两个主导性内容：(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罪犯、管理交通等。”“人民参政指的是社会普通成员参加政府决策的程度。”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与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②而在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看来，政治发展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这既有结构方面的内容，又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从结构方面说，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就是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有一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从伦理方面说，政治制度化的伦理性内容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公民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共识越大，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亨廷顿的整个政治理论，事实上始终围绕着‘政治国家建设’和‘民族国家建设’这两个轴心而旋转。‘政治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而‘民族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是确立人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③这些理论观点对我们思考“中国式民主”的战略抉择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目标都是为了保证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必须一方面提高政府能力，另一方面巩固治理合法性。而在公民看来，国家的这两个任务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强大的政府能力能够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而高度的治理合法性则能够保证充分的政治参与。联系政府能力和公共物品的制度中介是行政制度，而联系治理合法性和政治参与的制度中介则是民主制度。基于这个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紧紧围绕行政制度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进行。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两者往往不可同时兼得。完善行政制度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即能够提高政府从社会中提取资源的能力，也能够提高政府的行动能力，从而向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这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与此同时，如果把完善行政制度与完善民主制度齐头并进，那么公民经由政治参与所传达的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则有可能冲击政府能力，非但使得民主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会降低公共物品的提供，从而陷入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鲜见。

　　在两者不可同时兼得的情况下，中国政治发展采取的是行政制度建设优先于民主制度建设的战略。从30多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演化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具有提升行政效能作用和提高政府提取能力的改革，绝大部分都得到了深入的推进；而具有提高治理合法性和政治参与水平的改革，则进展较为缓慢，大部分发生在县以下的基层，或者政治权力核心的外围。这种选择的背后，既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也与民主政治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主化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应对出来的。换句话说，“民主模式”的不同版本，不过是不同国家面对民众的参与要求一步一步应对的结果。因此，所谓“中国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民主模式，更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模式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式民主”只是指这样一种在既有体制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旨在化解大众参与压力，进而实现“民主治理”目标的诉求和努力。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