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阶级的退场”(retreat from class)、“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等精辟话语，对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国际左翼思想界闻名遐迩；她竭力捍卫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等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当代时效性，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汹涌浪潮中逆流搏击，甘做“不合时宜的另类”，以致有人说她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严格说来，这种论断既充满误解，又远非公平。伍德绝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实际上是两面作战，她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用力批驳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又坚决与第二国际、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毫不留情地批判技术决定论、线性普遍历史观，进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她对生产方式概念重要性的秉持和独到解读，则是这种双面作战和“重建”背后最根本的支撑。

　　因此，深入研究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至少有三重意义。首先，伍德本身的学术水平、影响力和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坚守值得我们关注和敬重。其次，伍德的“重建”，不但有独创性新构和别致阐析，而且渊源有自，赓续了一定的学统，有“学术共同体”意义，对她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个人研究，同时也是对一种学术传承逻辑的研究。再次，更重要的是，伍德深入触及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究其得与失、对与错，对于我们极具参考、借鉴、反思价值。可惜的是，国内学界虽对伍德的关注越来越多，但立足于或凸显前述第二、第三层意义的研究至今阙如。

　　一、生产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汤普森与布伦纳

　　众所周知，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标志性语词，广为人知且影响深远。鲍德里亚特意点明，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它贯彻的就是“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科拉科夫斯基确信，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方式既是划分历史时期的基本工具，也是把历史当作单一整体来理解的基本工具；而霍布斯鲍姆则断言，“生产方式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动力的基础”。博托莫尔等人主张“这个术语从马克思使用以后起，被制定为一种对历史进行系统的说明的核心要素，即认为历史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组成的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巴利巴尔则进一步说，马克思的“进化图表的特殊对象是被认作由自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里格比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解释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正如博托莫尔等人说的，“马克思并没有从任何单纯的、一贯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术语”。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生产方式确实含有多重所指。柯亨认为有三种含义，即生产的物质方式或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混合方式(同时含有物质方式与社会方式)。这一点已为很多人认可。

　　一个如此重要的核心概念，内涵又如此丰富复杂，容易引发不同的阐析和解说，生产方式概念也因此成为后继者重释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点和基本入口。这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非常明显。其中，对伍德产生直接影响、被她视为同道的爱德华·汤普森和罗伯特·布伦纳非常具有典型性。

　　爱德华·汤普森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左翼社会活动家，因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旗手身份而为世人所熟知。文化马克思主义，亦有人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其反思和批判的锋芒直指第二国际的经济—技术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高扬文化等社会意识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中，一般公认，汤普森用力最勤，亦卓有所成。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借助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分析、解释历史，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而且，“在生产方式概念上进行理论创造，有可能做的很坏，也可能做的很好”，比如巴利巴尔做得很差，而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却做得很好，提出了清晰明了的新阐述，颇有裨益。他明确强调：“我认为有问题的不是生产模式对任何唯物主义者在了解历史时所具有的中心地位”，问题出在后人的理解上，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把生产模式的重要概念同狭义经济混淆起来”，“用经济术语描写生产方式”，进而将内嵌其中并把生产方式组建起来的“规范、文化和关键性概念作为次要的东西”和被决定的，唯物史观随之沦丧为经济或技术决定论；而“离开权力和控制关系、使用权或私人占有权概念、文化上的认可模式以及生产方式在文化构成方面的独特需要，就不能描绘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我们谈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同时也在表明一种特殊的人与人关系的核心，即与生产不可分的剥削、统治和获得”关系。

　　汤普森提出，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就必须“转向生产方式全部意义上来”。关键有三点：第一，要充分认识到，一旦谈及生产方式，“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男女生来就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控制和服从的关系)”，生产关系才是它的核心，而非第二国际所认为的生产力或技术。第二，要确定生产关系不等同于经济关系，它涉及文化、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生产关系同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存在道德逻辑，就像存在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经济逻辑一样。”克拉克(Clarke)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他认识到：“作为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得以奠立的基础的生产关系……可以表现为各种具体的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的形式”。第三，要牢记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它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更替变迁。“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有时是均衡)”，新的“权力关系、支配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斗争的结果”。由此，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是由生产力或技术推动自动变更的，它也不能自动决定社会形态的变迁。凯伊(Kaye)缘此指出，在汤普森那里，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是重复还是变革，最终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变迁中起决定性作用。

　　罗伯特·布伦纳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其思想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希尔顿以及经济学家多布的影响，他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颇受学生欢迎。按照安德森的说法，布伦纳“是从一个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创作的”，“但这是一种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它与过去从《资本论》推导出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布伦纳坦承，他对历史的研究，直接受惠于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等人的开创性工作，“正是通过多布，我开始发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能单纯地从线性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自我发展论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从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根源也即……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手段占有剩余产品与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其真正原因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其核心主张是，对于历史演进，“分析具体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或剩余剥削关系得以构建的相对自主过程以及其所造成(或没造成)的具体阶级冲突是十分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