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它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分析,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探索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也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一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开启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最根本的在于,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的基础上的。近代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高水平辩证法,恩格斯这样评价道:“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黑格尔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

　　正是把握了辩证法,把握了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是说,要把人类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精神演绎、绝对观念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唯物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犀利武器,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观点是他们最典型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生活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建起了真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规律就展现出来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最精彩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

　　基本矛盾之所以“基本”,就在于它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发展动因,并且是深藏在社会表象背后而不是直接体现出来的动因。因此,除了对基本矛盾的分析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分析了建立在基本矛盾之上的、相对更为外化的社会矛盾。例如,他们指出:“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外在表现的一个经典归纳,是贯穿于阶级社会中的主导性矛盾,即时空限定是阶级社会。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基本矛盾的体现,但本身并不是基本矛盾,因此,它将随着基本矛盾态势的变化而变化。恩格斯在描绘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时,对这一矛盾斗争作了重要分析:“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就揭示了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国家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管控阶级斗争的机关。至于能不能缓和冲突,能不能管控好阶级斗争,其实关键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究竟同经济基础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两者是不相容乃至尖锐冲突的,那么,阶级斗争必然会激烈地表现出来;如果两者是相容或基本相容的,阶级斗争就会相对缓和,得到管控。换句话说,阶级斗争会始终存在,但并不始终是主要的。

　　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矛盾进行了分析,也将之称为“基本矛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首先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不同于此前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分析的“基本矛盾”,而是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其明确的时代条件限定。恩格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又作了进一步的剖析,认为它又展现为四个方面的矛盾冲突:“(a)……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b)……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c)……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与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对抗。这四个方面是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大体上呈现为阶级态势的观察角度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观察角度。这对其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矛盾分析方法作明确的归纳,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