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主要围绕“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展开，该命题在马克思和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解释历史，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人们的生产劳动和革命实践看做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归宿。吉登斯也对“人类创造历史”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启蒙运动看做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起点，把普通行动者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当今风险四伏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结果。比照两种历史版本，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反映了他对当今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但却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革命韵味。

　　关 键 词：历史；马克思；吉登斯

　　作者简介：郭忠华(1969- )，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类创造历史”①命题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却并非无可置疑。20世纪中期，当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流行的时候，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解释：结构主义从客体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历史看做是社会结构支配人类活动的结果，忽视了人类所具有的能动性一面；理性选择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类主体置于创造历史的解释中心，把历史看做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忽视了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制约性一面。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尽管为思考人类历史提供了视角，但这种二元对立的立场显然存在严重的局限。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把“人类创造历史”命题置于其理论建构的核心，试图以一种辩证的立场重释马克思命题。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吉登斯是如何解释马克思命题的？马克思命题的本来含义是什么？如何看待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解释？

　　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

　　当今中国尽管已不乏解释吉登斯思想的作品，但真正认识到“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其庞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的却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创造历史”是贯穿吉登斯庞大理论体系的核心线索。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致力于诠释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作为反思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他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并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历史解释范式。②此后，他把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但是，“人类创造历史”仍然是其对话的主题。他在《社会的构成》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思。他指出，‘人们(让我们直接说人类吧)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不错，但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有什么毛病的见解应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起的问题却是多么纷繁复杂啊！”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性成为吉登斯的重要学术研究主题，但“人类创造历史”命题依然是其研究的核心。他旨在表明，马克思命题揭示的是一种“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情形，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运动以来才得到发展的“现代性”现象④。马克思命题在吉登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以对历史涵义的界定作为开端。在他看来，马克思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实际上犯了“化约论”和“进化论”的错误。按照他的定义，历史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时间流逝之中事件的发展；二是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者解释说明。⑤前者表示人类在时间中度过的历史，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冷文化”社会。这种社会浸淫在传统之中，人类有意识地、主动地创造历史的现象尚不普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在这种社会，人们当下和将来的生活主要为过去的时间(表现为传统、风俗、宗教等)所支配。后者则是吉登斯所说的“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情形，即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发展的情形。与前一种历史相比，这种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比如，人类自主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的理性化程度明显提高。从时间角度来看，将来时间支配了当下和过去，历史仅仅成为构建将来美好社会的手段和资源等。为了将两种历史涵义区分开来，吉登斯把前者称作历史，而把后者称作是“历史性”(historicity)，并且指出：“历史决不等于‘历史性’，因为后者明显地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连。”⑥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格言‘人类创造历史’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特定文化动力，而不是对整个人类过去状况的描述。”⑦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命题并不是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概括，它表明的实际上是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发展所获得的特殊文化动力。具体地说，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以法国思想家维柯(Vico)的诞生作为标志。⑧

　　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尽管以一种简洁有力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却没有以同样简洁有力的方式解释这一命题。⑨为此，他苦心孤诣地建立起“结构化理论”，一方面旨在对抗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在主客关系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则意图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解释。结构化理论以行动和结构作为两大支点。行动代表主体的一方，结构则代表客体的一方，表现为规则和资源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行动依赖于结构，因为行动以相应的条件作为前提。在这一方面，社会结构所隐含的各种规则和资源构成了行动者之间行为互动的媒介，使行动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结构在赋予行动的条件的同时，也对它构成了制约，因为人们行动的能力和范围显然受各种结构性规则和资源的限制。当然，这不是说结构对于行动而言就获得了某种优势性地位。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也依赖于行动，作为行动的意外后果，结构只有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行为互动才能反复得到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吉登斯将行动和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将自己的这种立场称作是结构“二重性”(duality)，以区别于传统主、客体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二元论(dualism)立场。他指出：“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⑩

　　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上来，结构化理论为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提供了方法论视角。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说得没错，“人类的确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1)，“人类是唯一认识到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生物”(12)。但是，这种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现象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方才成为现实。启蒙运动以后，由于“历史性”的发展，人类不断打破传统、宗教、血缘等的限制，以一种自主的姿态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以一种工具性的态度对待过往的历史，即利用过往的知识和资源创造自己理想的历史。“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13)历史性的发展表明了人类主体性的强化和历史对人类所具有的“使动性”或者说“媒介性”的一面。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同时也与“结构制约性”的一面相形随。这表现在，人类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无法进行预先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14)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等的影响，历史并不是按照人类设计好的路径向前发展。“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15)总而言之，人类自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赋予人类进行创造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源。但是，历史也对人类的创造活动构成了制约，它不是完全按照人类设计好的方案向前发展。这就是吉登斯从结构化理论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所做出的解释。

　　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吉登斯的观点也表现得与马克思迥然相异。马克思挚信人类的进步，相信无产阶级最终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自由。但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启蒙思想家的乐观精神的写照，它没有预见到启蒙精神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的和盲目的。”(16)从20世纪晚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背景出发，吉登斯以一种明显灰暗的色彩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诊断，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做出了预测。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以来，作为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结果，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所期望的南辕北辙。(17)启蒙思想家设想人类的理性创造活动将建立一个丰裕、安全和自由的社会，但我们今天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和“风险社会”。对于人类生存来说，这种世界或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从人类生存的内在角度来看，由于传统、宗教等的消失，自我的本体安全失去了稳定的基础，自我心理时刻浸淫在“焦虑”的磨难之中。从人类生存的外在角度来看，在当今社会，不仅传统的风险没有消失，而且还制造出了另外一些危害更大的风险，即“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s)，如全球气候变暖等。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全球性灾难的威胁，这就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创造历史所导致的实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