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阶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却使情况变得复杂，随之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出现三种主要观点。

　　关 键 词：阶级理论；马克思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最重要的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抗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本质，这一对抗的结果将是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解放。然而，20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却使情况变得复杂：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崩溃，而是通过引入组织化和弹性生产而具有活力；工人阶级战后的政治活动影响较小；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未趋向日益简化的阶级对立，而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到处都在生成复杂的不稳定的“自发的领域”。面对这些情况，20世纪后期以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西方学界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清理这些质疑和批评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依据，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对之做出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对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三种主要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一、个体化取代阶级

　　西方一些社会学家站在实证的立场上，从经验事实中直接寻找证据来反驳马克思的阶级观点。这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的存在使西方社会学从实证主义观点消解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趋向进一步发展。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书中提出：由于西方福利社会消解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依赖的集体意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作为生活方式背景的阶级生涯已经消退，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个人作为生活规划的核心，因此不再关注普遍的形而上的阶级利益，而转向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和生活空间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贝克宣告：“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①

　　贝克这个“个体化取代阶级”的论断带来不少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乃基于社会的不平等，此不平等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所导致，因此阶级概念是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解释模式。与这一逻辑相对应，贝克“个体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按他分析，在西方福利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并且相当稳定，雇佣劳动和贫富分化基本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时期，原来基于阶级观念的不平等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在这个时期，不平等的主题几乎从日常生活、政治和学术中完全消失了。”② 究其原因，贝克认为，这是由于不平等也被个体化了。要言之，在福利社会中，虽然不平等依然存在，但人们的收入水平、教育状况和整个生活条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果使得社会原有的等级模式被颠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体化使不平等失去了原来的阶级意味，而变成个体化的生活现象；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越来越不能作为政治问题提出，而是转化为个人的成败问题。“人们丧失了他们传统的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他们自己的个体(劳动市场)命运，即那些风险、机会和矛盾。”③

　　贝克承认，他的个体化论题并未超出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很有可能是最坚定的‘个体化’理论家之一。”④ 按马克思的观点，所谓个体化就是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身份关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是一次人的解放；但马克思发现这一独立和解放过程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被工人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集体经验所覆盖，所以马克思坚持认为，工人作为个体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并获得解放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个体只有作为阶级的成员才能提出其社会身份问题和解放问题：“马克思总是将个体化的过程和阶级的形成视为同一。”⑤ 但贝克认为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新的个体化过程正在于摆脱了阶级性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贝克宣告：“一种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社会结构的变体将获得其重要意义。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⑥

　　二、后现代社会中的“非阶级”

　　一些西方学者从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解构，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1980)是其代表性文本。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在其历史性的斗争中所追求的目标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但又无所不在，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他们与所有的工作过程相联系。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普遍性，从而意识到自己能将全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潜能。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在这个通过信息技术组织全球生产的时代，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在生产结构的框架中，基层工人的权力可视为一种现实的不可能性。……技术和社会的劳动分工、工业机器的庞大规模和惰性，正是因为这一切严格地决定着生产过程的结果和阶段，从而使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空间所剩无几。”⑦

　　高兹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生产过程本身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工业中更多的投资所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而是更少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将加入到长久失业者的队伍之中。那些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使其劳动技能变得毫无价值的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高兹称为“新无产阶级”，他们已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这些新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它没有组织上的延续性，更没有明确的阶级认同，因此它决非工人阶级的替代者，不具有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那样的历史使命。在更确切的意义上，他们被高兹称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认为他们身上已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⑧。至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内的那些工人，高兹认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为前提条件，因此必然认同资本的逻辑。

　　在马克思认可的旧工人阶级必然被资本的逻辑所同化的情况下，那个正在替代它成为大多数的新工人阶级，其“非工人的非阶级”这一明显的缺陷，在高兹看来却成了优越性和力量的源泉，因为这些新的非阶级者没有理由接受生产决定论者的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倾向于与资本主义的工作领域完全脱钩。高兹提出，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问题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由工人阶级获取权力，而是获得一种自由，来扬弃其作为工人的全部角色，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工作”领域中彻底挣脱出来。在这一问题框架内，阶级的概念无法分析问题，“失业”反而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所以高兹认为，从工人阶级衰落趋势中正产生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崇拜，乃至放弃对工作本身的崇拜，乃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关键一步。“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从而宣告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它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既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规范和社会关系。只有当它的潜在内涵能以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出现，能够把握正在形成的文化变体，并能赋予其政治外延时，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