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具有特定的内涵。首先，它强调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主张用整体性的方法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其次，它也延伸到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和社会整体性思想的探究。而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整体性”问题所展开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本文主要从梳理和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题出发，并结合当前中国学界的整体性研究互为关照的前提下，得出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结论。

　　一、作为方法论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方法论原则，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路径出发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解读，并从不同的“整体性”原则出发提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一）“总体性”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总体性”范畴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虽然这一范畴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跃出旧式本体论的框框，但对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总体性”首先意味着一种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在“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以及“总体对于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方法是对孤立的、片面的、直观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扬弃。因为它“把局部现象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

　　从“总体性”原则出发，卢卡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归于社会科学的某一分支，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具有某一学科偏好的具体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具有“总体性”：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总体，它的研究者和代理人是超出物化视界的“总体的人”，它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界分或壁垒。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融通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并不为过。卢卡奇曾这样总结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