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和列宁都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着相似经历，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并肩进行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考茨基中派主义、第二国际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俄国革命爆发后，卢森堡感到欣喜万分。她在1917年4月给玛尔塔·罗森鲍姆的一封信中写道：“俄国发生的美好事情对我的作用就象是一贴延寿剂。来自那里的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战争再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了。”与此同时，她也对新生的政权进行了尖锐批评，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通过探讨他们生动曲折、丰富多彩的争论不仅可以再现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原貌，而且可以加深对卢森堡和列宁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解。

　　卢森堡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批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卢森堡清醒地认识到：俄国革命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试验，各帝国主义迫切希望把俄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革命不可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二者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她对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批评。

　　首先，对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批评。卢森堡十分反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卢森堡看来，苏维埃即是社会主义政权，就必须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她认为，社会主义经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地产集中了技术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方法，因此恰恰只有对大地产实行国有化才能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的出发点；二是要消灭工业和农业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为两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为按照统一的观点全面安排农业和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农民立即分配土地的口号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也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反而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制造了很多不可克服的困难。

　　其次，对解散立宪会议及选举权问题的批评。在十月革命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作为革命口号，而十月革命后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立宪会议，由苏维埃代替由人民普遍选举的代议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给出了他们的原因，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在卢森堡看来，“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她承认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还要更坏，因为它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在选举权问题上，卢森堡不同意列宁的只给予那些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的意见。“靠自己劳动为生”就意味着俄国社会能够给一切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劳动机会。但是在当前的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最重要的原料被隔绝，和平很不稳固，俄国的经济生活受到普遍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给愿意劳动的人提供任何经济机会。所以，卢森堡认为“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她认为不仅仅是选举权，而且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可缺少的。

　　最后，对列宁的“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观点的批评。卢森堡完全赞同对资产阶级必要的镇压，但她不赞同列宁强调主要以处罚为主的思路，她认为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她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含义，即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劳动纪律、社会秩序和思想问题。她认为社会主义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卢森堡认为列宁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她所说的政治训练就是让群众熟悉并习惯于行使政治自由的各项权利，以这种方式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如果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他们就不可能广泛参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