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原因，学界已做了许多探讨。意识形态阵地被侵袭带来的自上而下的信仰缺失无疑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苏共党员、普通民众三个群体的信仰缺失展开，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与否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这对于我国从意识形态引导和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坚定全党及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障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信仰；苏联解体；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继锋，男，福建闽清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王明哲，女，河北保定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1;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2)03－0060－06

　　学界对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众说纷纭，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大致有革命早产说、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十月革命阴谋说、斯大林模式说、苏联模式说、经济决定说、苏联人民选择说、上层精英决策说以及西方和平演变说等观点。按照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合力说法，每一种力量都无法直接导致苏联这个庞大帝国的解体。笔者认为，从党员到普通民众，苏共党内从上到下的信仰缺失在苏联解体事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信仰原本是一个宗教色彩较浓的词语，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它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同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往往也被称为信仰，进而成为一个政党夺取并维护政权、实施政治纲领的精神支持。“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理论和纲领)，采取共同的行动，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联合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1]信仰的履行、坚定程度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地位的稳定。苏联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及时把握住革命形势，在世界上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强大的制度优越性，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强烈政治认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吸引了普通民众认同其执政理念。然而，伴随着上层知识分子、苏共普通党员、直至普通民众信仰的或转移或泯灭，社会主义苏联开始走向解体。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前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信念的动摇上。”[2]汲取苏共失败的教训，趋利避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公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用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增强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坚定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完成。

　　一、信仰转移：上层知识分子的改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人类历史的跨越式进步过程中，知识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仍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在掌握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时推进了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他们缔造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为人类社会向着文明昌盛前行立下了丰功伟绩。苏共初期的领导人曾经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赋予了全国人民不畏苦难的信心和争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在科学信仰的武装下，苏联人民成功摘取了革命的果实。然而，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病，加之改革的不力甚至方向错误，导致苏共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偏离、分化，最先掉转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苏共的领导。

　　知识分子信仰转移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导阶层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苏共执政的早期阶段，苏共党员甚至是手握重权的管理人员，无比忠于组织原则，宁愿自己饿死都坚决不占公家一丝便宜；而到苏共后期，官僚特层集团的特权却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变得十分淡薄，物欲横流、奢侈浪费、阿谀奉承的风气日益滋长，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不仅如此，他们还无视民间疾苦，例如，“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一个书记帖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哈尔科夫农村歉收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3]时，斯大林颇有“何不食肉糜”的荒诞，讽刺这位书记“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4]。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他们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劳动而非特权来积累大量物质财富、获得更高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非法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开始怀疑并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另一种则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思想的淡漠。斯大林执政后期积累下的弊病开始逐渐腐蚀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渐渐瓦解了知识分子曾经坚不可摧的信仰。并且，知识分子较之平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思潮，受侵蚀的概率也相应更大。以戈尔巴乔夫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将过度集权夸大为极权主义，主导了当时知识分子由“完善社会主义”调转到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潮流。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5]他还多次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对谈，并合作出版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这一对话录。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6]他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全部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伟大的革命导师，指向了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以至于之后的改革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4]领导人大张旗鼓的改旗易帜倾向，直接鼓励了苏联知识分子陆续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道路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的威信日益下降，风气日下，腐败横行，党内也混进了不少利用体制漏洞借机往上爬的投机分子，他们想在党票的掩护下实现自己个人的肮脏勾当。最终，这瓦解了党内意志，挖了共产党的墙脚，大环境的恶化使得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也开始丧失对曾经寄托过他们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苏共的信任。这导致整个上层社会一片混乱，全苏联陷入群龙无首的纷杂，为最终的解体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