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关 键 词：现代性；现代化；乌托邦；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董四代，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杨静娴，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严肃的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赵明义等人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张兰英的文章《大同理想·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并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如何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但总的来说，目前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深刻，视野也不够开阔，需要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笔者从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的关系中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这为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一个命题的形成之初，就包含了它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方面的内在关系。以社会主义为制度选择来实现现代化，就体现了现代性追求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传统理想的创新与社会公平追求之间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把握这种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发展问题。

　　一、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历史

　　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以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与此相伴随，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民主法制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也逐步成长了起来，并形成了现代化追求。

　　如果说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那么现代性就是这种转型的动力。现代性的表征是以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为灵魂的政治法律，以商品价值规律为准则的工业经济，以理性主体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西方社会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科学、自由、平等、理性为价值取向，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凸现了现代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但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资产阶级专断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这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消除的弊端，形成了“现代性分裂”。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1]67中国恰恰是这种毁灭可能性的受害者。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所孜孜追求的，他们批判封建专制，追求民主法制；反对社会封闭，追求工商业的发展；揭露儒家思想的虚伪，追求人性解放；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参照，掀起了近代启蒙思想的热潮。这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树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目标，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康有为认为，资本主义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必然会酿成“铁血之祸”，因而必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大同，才能使人类摆脱苦难，进入太平。孙中山则提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2]84因而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802

　　刘小枫说：“何谓社会主义精神？社会公义、社会平等、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理念，平等则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这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般含义，而非其历史具有的含义。显而易见的是，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含义，对于欧洲各国或对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社会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形成的制度因素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类似的社会基础并不存在。平等观念的社会基础在欧洲与在中国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注意到，当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精神在后发现代国家不仅广为知识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制度建构的基本动力因素，应当考虑的社会实在因素和文化理念因素，就不是资本主义这一在欧洲已形成的制度基础，而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生存比较：在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中，俄国、印度、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的动机差异在于：资本主义是强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指号，社会主义精神则是弱势民族国家的翻身理念，这些国家原本无不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3]281-382由于社会状况和发展要求的不同，这种社会主义既体现着对现代性在西方境况的判断，又体现着基于民族自信对传统理想再创造的乌托邦精神。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使其有了自身的特点。它虽然也带有对资本主义的抗议，但又强调现代性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虽然带有道德诉求的色彩，但这样又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建立在社会进化论之上；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把传统的大同理想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之上，但又不能切实解决现代性分裂的问题。所以，它虽然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标榜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传统理想创新的方式寻求现代化的民族资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作为在现代化追求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诉求，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乌托邦的精神，同时它又体现着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倾向。首先，它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也不是从理性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的，而是在对现代性分裂的判断中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力求从道德上抑制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它批判的锋芒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且是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民族生存的威胁，因而它在乌托邦精神中表达了民族自强的要求；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力图从文化上消除现代性分裂，从而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立场。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超越，具有一种开启未来的力量。它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在美化过去中反对现在，而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认识乌托邦，就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如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可能的东西了。’它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摈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4]2尽管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但这种乌托邦精神却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从现代性方案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起来的倾向最主要地体现于启蒙主义理性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想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1]73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属于前者，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则属于后者，并且将对现代化追求与对传统理想的创造性转化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