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任何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例外。以“对话”为基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含这样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关 键 词：对话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维度

　　作者简介：胡军良，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

　　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对话沟通的产物，其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诸如，西方文化是两希文话对话合流的结果，中国文化在与印度文化对话过程中产生了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佛学流派，在此基础上，又有佛学与儒学的对话，并产生了宋明理学。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无疑也是“沟通”使然、“对话”所致。本文拟从“对话范式”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问题予以探究，既就教于方家，又不妨抛砖引玉。

　　一、“对话范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话”路径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诸多人文学科都争先恐后、不约而同地关注“语言”、聚焦“对话”，这一方面使得“对话”的视角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言述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使得“对话”日益成为各种文明、文化传统相互借鉴、各种文明冲突彼此消解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又使得“对话”成为一种名噪一时、独超众类的思维范式，并且该思维范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辐射、影响其他学科领域，从而使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找到继续发展的基本路径。在这一态势下，不仅有“对话哲学”、“对话伦理学”、“对话心理学”、“对话宗教学”的异军突起，而且还有“对话政治学”、“对话诗学”、“对话法学”、“对话教育学”的强势凸显。

　　“对话”的思维范式无疑与“独白”的思维范式相对峙，因而，它又是对“独自”的思维范式的一种反拨与纠偏。所谓“独白”，就是以主、客二体为中心，并迷执于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一种思想探究方式。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独断主义、本本主义、各类中心主义的大行其道。相反，“对话”的思维范式则是人类思想探究方式上的一场类似于康德以主体中心取代客体中心的革故鼎新的哥白尼式革命：它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默默独语的工具理性转向声情并茂的沟通理性，从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情有独钟转向对“去中心”、“去先验”、“反本质”、“反基础”的推崇备至。[1]

　　在对话的思维范式那里，没有君临万物的先验理性，惟有平等协商的对话精神，没有永恒自在的绝对本质，惟有你说我也说、你听我也听的共识诉求。没有以一驭万的绝对中心、我为中心你为边缘的权力话语，惟有相互依存、不分轩轾的共在谋划以及消解基础的动态互文。因此，“对话”之为“对话”，顾名思义，就在于它以主体间、思想间的“双向互动”、“一问一答”、“平等认同”、“和谐共在”、“视域融合”与“真诚沟通”为基本旨趣。换言之，真正的“对话”所追求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对立，而是彼此契合的水乳交融，并以“汇百川于一流”、虚怀若谷的心胸宽容互让、尊重差异、融合异见、博采众长。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是邓小平理论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抑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世情相结合无一不是对“对话”思想的具体发微与应用，概莫不是自觉地把“对话”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因为一方面，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继承、发展，并使之不断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际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使之转化发展为具有中国品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新理论，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上述种种“结合”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数学相加、机械地杂糅叠合，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互动、对话沟通、一问一答的融合。

　　“结合”的实质与其说是机械的相加，毋宁说是以一种“反本质”、“反本本”的方式使彼此展开“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说，“对话”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怎样展开对话？在笔者看来，其“对话”基本路径的展开应当涉及这样几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问题式”对话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自其发端之日起就与现实保持一种亲和与对话关系，其运思的基点也深深植根于现实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现成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的方式，一种不断与现实、实际展开对话的理性与批判精神。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品质、与时俱进的理性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P534)，并使之不断地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进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各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决裂斗争的过程。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对话的过程中，既不能惟马克思主义是崇，将对话的基点仅仅定格于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结论之上，也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惟中国实际是举、不顾全球背景、时代主题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而应该以一种辩证互动的方式立足于中国自身的问题来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

　　惟马克思主义是崇、墨守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的结论，看似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与“坚守”，但其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似”，并未达到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对话品质、与时俱进精神内在的“神似”。外在的“形似”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丧失生机，也曾经使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举步维艰、损失惨重。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742～743)。同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他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性仅仅是指方法而言”[4](P1)。

　　同样，无视马克思主义、惟中国实际是举、不顾全球背景、时代主题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理论上不仅不可取，历史及实践证明还十分有害。无视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坐标无论如何都是不允许的。实际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什么主义都找过了，都不能解决问题。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一经找到并加以运用，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5](P226)惟中国实际是举、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也是应该杜绝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非在封闭的体系中实现的，相反，它恰恰是在近现代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世界图景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不应仅局限于中国内部实际，即国情因素，还应包括外部实际，即全球化的国际背景。惟有把中国实际放诸于全球背景下，结合时代主题，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与把握中国实际的本质，高屋建瓴地认识与驾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对话的基本规律。

　　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于五四运动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先进的中国人视其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建立理想社会的指南，旨在用其直面与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样，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穷源以竟委，乃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直面中国自身独特的问题，并以中国的革命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无独有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引入21世纪，就在于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破除迷信、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以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为轴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既不拘泥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现成结论，也不拘泥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走出毛泽东理解社会主义的偏差与误区，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的更新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正是基于同样的问题式对话，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准确地判断与把握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时代的特征和主题，以开阔的心胸、卓越的远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推向前进。

　　故而，只有以现实问题为契机，与中国实际展开“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既不惟马克思主义是崇，也不惟狭隘的中国实际是举，超越非此即彼、主客二元独自的思维方式，才能让马克思主义获致全新的“视域”真正地中国化，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并及时为中国实际问题的解答提供关乎实践观念的智慧。相反，倘若缺乏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没有实践基础，没有与中国实际、时代现实辩证的、双向的、非线性的、单向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将会生机全无、活力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