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增智(1973- )，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山东 济南 250100，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海南 海口 571158

　　内容提要： 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能够批判地继承生成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生成新文化。这一历史进程本身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要么在形式上，要么在内容上，要么在思维方式上，抑或三者，总应有些关联。因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批判继承，若没有“中介”是不可想象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概念“套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不仅是早期的一种解读范式，即使在今天的解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种“套解”的成立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性”。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亲和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学背景。从异质文化融合的规律层面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于农耕社会，而作为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却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发展时期。从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要先进于中国传统文化。用一种落后的农耕文化阐释一种异质的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中的先进思想文化，何以可能?在事实上，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了。这足以说明此两者之间要么在形式上，要么在内容上，要么在思维方式上，抑或三者总应有着某种关联性。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若没有“中介”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广泛传播的事实，足以说明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是能够“套解”马克思主义的，而大部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正是基于这种“套解”性的阐释。未经中国传统文化中介过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化入中国本土的，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这个过程决不是简单的比附或格义，而是内在的会通。这种会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亲和性”的体现。本文通过对如下几组概念内涵的分析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亲和”的。

　　一、“道”与唯物史观

　　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是从转变既有的“天命”历史观开始的。简言之，历史观就是关于历史的看法和观点。任何一种历史观都向人们展示一种阐释历史的认知方式。在历史观领域，“道”是中国人揭示历史如何在现实中展开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这就是说，“道”与唯物史观都是人们对历史规律的阐释，而且两者的逻辑论证还具有同构性：天下有道，则国泰民安，是中国人的表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则社会进步繁荣，是唯物史观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可将唯物史观也视为一种“道”。如王船山说：“天下之动，人欲之，彼即能之，实有其可欲者在也。此盖性之所近，往往与天理而相合者也。”(《四书训义》卷三八)“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四书训义》卷二)这可视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传统版。

　　“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高频词，儒、道、佛都讲“道”，并把它作为宇宙观和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看，“道”大致有如下特征：第一，确认天下有“道”可循。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老子也讲：“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道德经·道经》)这里的“道”主要是指某种社会法则。如果不遵循这种法则就会“物壮则老”。第二，“道”是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把捉的。如儒家强调“克己复礼”、“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把捉“道”的方式或途径。第三，“道”具有丰富的内容，几乎囊括各个方面。如子产讲：“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是从规律层面说的；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道经》)这是从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层面讲的；孔子讲：“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是从行为的意义上说的；《中庸》讲的“率性之谓道”，是从人性层面讲的等。《道德经》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所不包。第四，“道”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老子说：“道法自然”。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贤良对策》)第五，“道”的展现是一个辩证过程。它的运行周期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道经》)《系辞传·下》中讲：“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将儒家之“道”阐释为三层含义：“(1)宇宙中的一切，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形成一个自然序列的连续链条；(2)在演变过程中，每个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3)在演化过程中，‘物不可穷也’。”[1](p203)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唯物史观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

　　不仅如此，“道”与唯物史观的逻辑论证结构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系辞传·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冯友兰认为，“这是生成万物的‘道’，这样的生成是宇宙的最大成就。”[1](p201)《易传》(孔子对《易经》的解释)则将此“道”分解为宇宙万物分别遵循的原理。这即是说，在整个儒道体系中有一个一般的统一万物生成变化所遵循的‘道’与诸多特殊的“道”的结构性统一体，诸多特殊的“道”基于一般的“道”。而“阴—阳”结合谓之生。此结构可以描述为：“阴—阳”之间互动的“生”是基本规律，基于此规律之上又有各个不同领域的原理，各原理的辩证联系构成一个统一体，再现“一”。而唯物史观的逻辑论证结构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p32)这种“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逻辑思维结构暗合了中国人既有的习惯思维方式，成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切入点。

　　从译解视角也可以看出这点，如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句话译成：“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3]如李大钊在讲唯物史观时认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哪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4](p168)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表达方式。尽管李大钊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4](p168)而正是这种虽生涩但也能解读唯物史观的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亲和性”。倘若没有这种“亲和性”，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中国人理解的。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学者田辰山在其论著《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将《易经》之“道”概括为四层意蕴：“第一，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第二，一切事物内部或事件之间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关系都是内在的，可以看为一个基本形式，那就是‘阴—阳’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第三，这种‘阴’与‘阳’之间的相反相成的互动关系，永远驱动着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处于恒常的变化运动状态。第四，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都作为焦点—域境的关系出现。”[5](p13)这一揭示暗示了《易经》之“道”就是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