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育川，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内容提要：延安民主之花为何没能结出“中国民主化”之果？这是赛尔登与纪保宁等西方学者颇感困惑并试图解开的难题。本文通过考察他们对这一难题的解答，认为他们对于延安民主的理解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民主的视阈。只有超越自由主义民主之视阈，才能认识到延安民主之实质并非单纯的民主，而是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创造性运用向人民主权理想逼近。从这一视角去理解延安的民主新路，可以彰显出延安民主对于当前中国民主实践之独特价值。

　　关 键 词：延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群众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区域性乃至全国性执掌政权的历史中，延安时期无疑是极受关注的一段。不少中外学者乐于将延安民主视为解读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之关键。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延安民主作为共产党人区域性执政的模式从最初就被寄以厚望。毛泽东早在1939年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就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①刘少奇也指出：“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②这表明共产党人不仅想通过延安的实践来为未来更广泛区域的执政积累经验，而且想把延安的经验作为一种具有标杆意义乃至推广价值的模式来经营。几年之后，在1945年7月3日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政权兴衰循环的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通过使“人人起来负责”，来防止“人亡政息”。③尽管毛泽东没有明言，但这条新路无疑就是以延安民主为蓝本的新路，如果说，对于中国模式的民主，此前的毛泽东树立的主要是理论自信的话，此时的毛泽东则收获了更为坚定的制度自信与实践自信。

　　对于延安的民主模式，西方左翼学者中不乏有持正面评价者。然而，20世纪90以来，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学者转向质疑延安民主。1994年，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发表了《延安道路的生态起源》一文，挑战了赛尔登提出的“延安道路”对于其他地区民主建设的示范性意义。在纪保宁看来，构成延安道路的放权、参政与社会建设的战略，是延安市周边农村所特有的，它不可能被运用到其他地区，一旦这些战略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就丧失了其民主化的潜力。④这一批评得到了赛尔登的回应。1995年，赛尔登重版了自己于1963年出版的书——《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并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在初版的书中，赛尔登曾高度评价“延安道路”在推动革命变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中所做出的本土化的贡献，但在新版的书中，赛尔登谈到了延安民主没能使后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化这一问题对他造成的困扰，并进而转向质疑延安的民主模式。

　　一、延安的民主条件或要素

　　那么，纪保宁和赛尔登在20世纪90年代初质疑延安民主的理由是什么呢？在纪保宁对延安民主模式的分析中，她强调了延安模式的成功应该归因于延安(延属)地区本身特殊的环境，比如延安地区相对于绥德地区地广人稀，土地与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并不是特别严重，因而阶级斗争状况也没有那么尖锐，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权力的下放，从而实现地区的民主自治，而在绥德地区则仍然实行较为高压的阶级斗争政策。这种解释表明纪保宁认为延安民主依赖于一时一地突出的民主条件，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至多只是顺势而为，谈不上多少原创性的努力。从他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读出这样的内涵，即延安模式本来就蕴含着暴力和统治的一面，所以后来未能实现政治民主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