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解释中流行的文本学思路具有自身的界限。对文本学的过分张扬，可能会造成对理论本身的压抑。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代表的对马克思文本可靠版本和“客观”分析的强调，本身是特定意识形态氛围中矫枉过正的学术动向。缺乏理论反思的文本解释，不仅造成解释理论本身的缺席，而且直接引发对马克思哲学本身性质的忽略。文本权威性和考据重要性只构成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方面，将之抬高到绝对规范的高度，不仅不是学术的荣耀，反而是理论的失落。让文本学回到文本那里，理论将在它的空地上重新诞生。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本研究；文本学

　　作者简介：胡大平，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整个人文研究的流行趋势一致，“文本”和“解读”也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词，甚至某些现象让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非“文本学”路径不可。这回溯性地使“文本”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当文本被抬到不能胜任的位置，文本学也便露出了自己的短处。也就是说，由“重视”、“强调”文本而发展起来的“从文本出发”的文本学研究思路自身亦面临许多需要认真澄清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文本解读并不简单地意味“新思想”的起点，它也许只是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文本学无疑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它是我们摆脱外在批评之谬的基础性工作。这是出于尊重和理解批评对象的需要。但如果把文本考据作为研究的核心或唯一形式，理论就有可能被扼杀在考证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可能流失在繁琐的解读之中。

　　一、文本学的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文本学”这个术语的出现和流行，尽管在知识学上看起来是“自然的”，并且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发展自己的文本学，或者更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像其他学院知识那样通过文本学发展自身，但多少都具有某种难以消化的怪异。笔者在此指明这种“怪异”，并非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旨趣来压倒其知识探索，而是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未经言明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执著地转向“文本”走上“解读”的道路？

　　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更大的问题系列排着队等着出场：首先，为什么文本在今天才成为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文本是否在传统研究中就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其次，从重视文本到文本学的知识学立场，研究本身是否会发生一种漂移？再次，在文本学层次上，我们是否会遭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当代哲学之间尖锐碰撞？……应该说，这些问题已经在今天的争论中以不同的形式显著地呈现。笔者以这种方式来表述，仅仅为了方便地将问题锁定在这个焦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文本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说也是为了强调：在今天相关的论争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问题，并非只是由有关解释的既定元理论产生的纯理论问题，而是全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提出的我们必须面对的经验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首先遭遇的正是围绕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可能性这个层次而展开的问题。

　　（一）文本学的逻辑

　　文本学的兴起确实暗示着传统研究的某些关键性不足。不过，传统研究的缺点并不在于文本本身。如果把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建立在对传统研究忽视文本的指控上，那是极为成问题的。实际上，从恩格斯到第二国际，再到苏联，经典作家文本的整理和出版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大问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为今天的文本学提供研究素材的各种版本的“全集”和“MEGA”绝非是今天才有的，更权威的“全集”和“MEGA2”的出版也并非暗示着在这之前人们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就是成问题的，更不能由此推断出依据它们的研究就是不够格的。如果真的有人这么想的话，那将是一种理论的悲哀。因为，从这种逻辑出发，我们就可以推断，列宁没有读过多数“MEGA2”公开的马克思的笔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就一定没有我们“先进”。

　　即使今天仍然缺乏最严格意义上的“MEGA”或“全集”，绝非因为对文本的忽视，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因此，为强调研究的“先进性”而贬低现有“全集”的价值（如把依赖既有“全集”的研究讥之为“落伍”），或者为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把文本及其考证抬到不能胜任的高度——无论唯“MEGA”是从的情结还是那种“没有文本考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假想的“科学态度”，都绝非一种成熟的理论态度。

　　实际上，文本学的目标，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旨在改变“以原理反注原著”的教科书式研究。这意味着，文本学重在“学”而非“文本”。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学”呢？这个问题将迫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中两种对立的研究思路进行再评估。这两种思路在吕贝尔等人推动的“马克思学”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研究纲领后才清晰地凸显。把吕贝尔视为“那些以通过历史和批评文本来发现真正马克思”的第一人①，这显然夸大其词。当然对这个“第一”提出质疑，也并非试图把第二国际时代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代表、苏共和社会民主党有关机构的专家甚至列宁——他们曾经从不同立场出发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重要性——抬到先驱地位，从而否定吕贝尔的研究。

　　就吕贝尔来说，他指出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文本证据使用方面明显地依赖于意识形态，这是正确的。不过，他提出的“历史和批评文本”诉求是否走出了同一逻辑，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必须承认，吕贝尔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援引文本并整理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形象，实际上不仅不能解决那种意识形态思路，而且自己提出的目标也不能达到。这是因为，问题不在于文本本身（例如，哪一种研究依据的文本更多一些，正是从文本的丰富性、全面性或完整性出发十分自然地产生那种以引文多少来衡量研究价值的荒谬；再如，怎样看待和使用那些有争议，特别是未完成文本的文本，正是从本真性、原始性角度出发十分“合理地”产生那种以引文的“一手性”来衡量研究价值的无聊），而是解读方法和对解读活动性质的自觉认识。后一个方面事实上涉及20世纪全部西方思想的重大转向，其焦点在于自觉地提出穿越特定研究“范式”（套用库恩的话）或“知识型”（套用福柯的话）所隐含的权力意识形态问题。吕贝尔并没有自觉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所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看哪，那个人的研究受制于意识形态”。虽然苏联、东欧那种服从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成问题的，但吕贝尔转向相反的方向是否就是正确的呢？

　　从吕贝尔本人的成果看，实际上，他的“马克思学”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研究思路，也就是低于德国古典哲学水平的那种从假想为“客观的”证据出发的“编撰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相当传统的研究思路能够被其他研究者所推崇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他选择的时机——那时西方理论界中的“左派”也开始普遍地清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使我们看到，当“冷战”结束后，这种研究思路本身也就如它“自然地”生长出来那样“自然”地沉寂了。②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无意识地卷入了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文本的政治学。可以说，以吕贝尔为代表的“马克思学”在直接意义上为透视文本学逻辑提供了重大案例，而这一案例说明在不考虑审视证据的方法陷阱条件下换一种解读思路的做法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

　　（二）文本的政治学

　　吕贝尔的“马克思学”与那些试图同苏联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广义马克思学研究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不仅没有走出后者的意识形态，而且直接在研究上确立了一种与苏联及东欧教条主义逻辑一致、内容相反但貌似科学的神话：在理解立场上，是一种能够对马克思保持中立的神话，它援引了关于价值中立的科学神话；在事实（文本）依据上，是一种对排除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文本崇拜的神话；在解读方法上，是一种对马克思进行单向度连续性（同质性）解读的神话。③

　　在今天，从理论上对这种神话本身以及吕贝尔本人的许多有影响的结论进行证伪，并不困难。以吕贝尔的那篇著名的《“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例，这篇被论战对手称为“反恩格斯提纲”的八个论点集中体现了其马克思学的核心思想。为了批评的严谨性，我将其结论照录如下：

　　我把这些论点作为参与争论的导论，争论将围绕作为我们时代神话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展开。恩格斯在创造这种普遍的神秘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一部分，然而其次，如果我们承认在唯物主义上马克思教导的有效性，它将告诉我们，各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体以及分支是一样的——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在根本上依赖于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又是权力利益。如果我们承认恩格斯对马克思知识遗产主张的合法性，那么，以他的名义和荣誉，必然就不会有其他的理由来谴责所有形式的制度化的马克思、混乱的学派以及我们这个动乱的黑铁时代幻想。④

　　这一段话足够清晰，无须任何解释。然而，这还不是关键。因为，如果说这里吕贝尔自己陷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怨恨中，那么他仍然可以证明这种怨恨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正是在后面，他的证明过程包括这样一些论点：“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思想路线的原始产物，而是恩格斯在其脑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第1条）；“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知识关系”是研究焦点（第2条）；“如果要探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不摆脱奠基神话，不承认在理性上不能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病态的出发点，我们将一无所获”（第3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应该抛弃的含混不清的术语，它是马克思不承认的党派争论产物，恩格斯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恩格斯这样做的时候利用了他和马克思的友谊、滥用了马克思知识遗产执行人的权利等等（第4-8条）。

　　在总体上，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角度来批判苏联、东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关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提法，正是恩格斯首创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公开承认的，这并不构成问题。我们看到，不必说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仅在“中立的”马克思学中，这也正是20世纪50-60年代伊林·费切尔的最重要主题，如其著名的《从马克思到苏联的意识形态》、《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吕贝尔提出以文本为依据来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从中立知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限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的假设，正是这个假设支持从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关系角度入手论证恩格斯背叛马克思这个同样是假设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反恩格斯提纲”在逻辑上恰恰是一个循环论证——第1条与第4-8条是相互证明的。更进一步，在这种论证过程中，他不得不通过曲解事实来证明每一个要点，并且在常识层次上创造了不少高水平的神话式解读。例如，他揪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有关他们友谊的比喻、修辞，甚至说他们“依赖神话形象”，以此来说明他们的友谊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神话的一个部分。然而，这种“严谨的考证”不仅直接歪曲“证据”的原始语境，而且恶意忽视马克思、恩格斯产生这些证据的一般原因（众所周知，他们长于利用典故、喜欢比喻甚至给别人起外号）。这些例子，当然，也包括这种怪论——马克思出于友谊面对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时保持了“非批判的”缄默，已经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种依据“历史的和批判的文本”所进行的研究到底走得多远，更不必想象那种实际上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的对文本的拜物教嗜好了。

　　在此，我们引入一个并不以“历史的和批判的文本”来唬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作为参照，在《马克思传》中，柏林在全书的结束处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始于对这样一个命题的驳斥，即思想观念明确地决定了历史的过程，然而它本身影响人类事务的程度已经削弱了它的理论力量。因为，在改变迄至那时以来关于个人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时，它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这种关系本身，因此在今天正持久地改变着人们的行动和思维方式的诸多精神力量中，它仍然是最强有力的。”⑤在这句话中包含着两个分别由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以矛盾方式呈现的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干预何以有违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理论？其二，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差异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何以仍然是“最强有力的”理论力量？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研究所需要直接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文本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无疑起着重要的弥合作用。如果它擦除了这些问题，它便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封闭循环之中；相反，如果它推进这些问题的研究，它则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打开新的政治地平。这便是文本的政治学。在今天，如果不对此产生自觉的认识便仓促地树起文本学大旗，恐怕会遭致这种政治学本身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