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是指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发展，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发展的纵横交织运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必须在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的基础上，理解从马克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而“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关键。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

　　作者简介：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1-0012-08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来自实践、适应实践发展要求产生并能指导实践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全面突破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角度，从理论、历史、实践相统一的角度，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发展相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对我们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首先必须从整体性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在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中，从大学期间对法律的研究开始，到转向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再到他退出《莱茵报》的工作回到书房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阐述和晚年对古代社会、东方社会的研究等，基本反映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基础上，围绕着追求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表现出的思想的整体发展。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

　　第一，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三者构成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形成，与他创立和完善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是交互建构的，三者的相互贯通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整体性的发展。当马克思1843年退出社会舞台回到书房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首先搞清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打算进一步去解剖市民社会。这一想法，使他走上了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体现了他把哲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在这部手稿中，他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所接受的是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和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他是不赞成劳动价值论甚至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7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经历了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到赞同劳动价值论的转变。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分析，以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1847年底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更是处处贯穿并渗透着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1](P460)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生产、实现、分配等问题的深入而系统的论述，揭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P601)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了更加深刻而丰富的发展。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P874)而未来社会则是全面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2](P96)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并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作出了科学表述。可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共产主义学说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描述，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和制度。

　　第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与《资本论》创作构成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大约花了20年的时间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系统探讨，然后开始转向《资本论》的写作。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它从方法的整体性和逻辑的整体性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是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在这里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了最初构想，即从“整体的联系”上来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先可以连续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批判资产阶级的法、道德、政治等，然后再用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3](P111)所谓“整体的联系”，也即把单独的批判性部分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关于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客观性的分析，以及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之间关系的考察，为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能够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五篇计划”，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4](P32-33)

　　随后，在马克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六册计划”：(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5](P588)“六册计划”对“五篇计划”做了一些局部性的变动，即把“五篇计划”中的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放入了“六册计划”第一册“资本”中，同时也对“五篇计划”中的第二篇作了扩展，把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扩展为“六册计划”前三册内容。我们看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化中，“六册计划”是对“五篇计划”的整体性拓展，即一方面表现为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运用。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写作计划。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四卷结构”，这一过程基本印证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第三，《资本论》的研究与《资本论》的叙述构成的整体性发展。《资本论》的研究与《资本论》的叙述所构成的整体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从“生动的整体”到“思维具体的整体”的发展过程上，即在运用抽象法对“生动的整体”进行分析、揭示出“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之后，通过综合达到“思维具体的整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4](P2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把它放在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既是庞大、复杂的，又是“一个混沌的表象”整体中进行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存在着多种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而在每一种社会关系中又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混合的社会关系等，《资本论》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正是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没有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4](924)即找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

　　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要通过构建理论体系叙述出来，就需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这一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就是“思维具体的整体”。《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构建正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经历了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辩证转化。我们看到，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在反映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的逻辑进程的同时，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在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基础上，构建起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理论大厦，包括了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在内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完整分析。这些分析再现了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矛盾运动。马克思关于商品内外在矛盾、资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的分析，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整体现实状况，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交织运动“资本论”图景。显然，研究是叙述的前提，叙述反映了研究的成果，二者的统一才构成人们对问题的切实把握。

　　第四，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构成整体性发展。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开始关注古代社会、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社会问题，马克思在认真研读文献的基础上，摘录了摩尔根等人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写下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读书笔记，对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形成的一些理论作出了论证和反思。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学者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发展，在历史科学领域内产生了划时代影响。这些成果不仅深刻解剖了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探寻到原始社会组织的奥秘，而且由此也揭示了史前社会进化的过程及其一般规律。这些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并且为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同时，马克思也对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了修正。例如，《共产党宣言》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判断。[5](P31)恩格斯1888年在《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以注释的形式做了说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5](P31)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关于东方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马克思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肯定世界历史有其统一性的同时，也从社会发展多样性角度，说明了世界历史发展有其极大的差异性。到1881年，经过10多年的思考，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各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是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所谈到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问题的进一步补充。[2](P8)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所构成的整体性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