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后果主义的一个重大困境就是无法解释日常的分配正义直觉。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四种代表性的正义理论均是义务论的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义务论分配正义一方面受到康德的影响，接受正义的某种绝对性与不妥协性，从而假定了一种理想的道德动机。另一方面又试图纳入我们最深刻的正义直觉。而这种直觉对应我们有限的同情心从而有两个核心：人道成分对应其中的利他动机，而公平成分对应其中的自利动机。因此，义务论分配正义的这两个方面在动机上有着根本的不一致。而后果主义重视后果，从而有天然的优势纳入复杂的动机结构。由此，与学界的一般看法相反，后果主义反而能更好地解释日常的分配正义直觉。

　　关 键 词：分配正义；义务论；后果主义；人道；公平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配正义与社会公平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CZX044)、上海浦江人才项目“功利主义的当代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PJC028)的阶段性成果。

　　人们一般认为，后果主义有个重大困境，它无法解释日常的分配正义直觉。这点在当代分配正义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出版之后，英美政治哲学得到了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四种代表性立场的分配正义：诺齐克的自由正义观、柯恩的平等正义观、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和德沃金的责任正义观。这些正义理论总体上有两个典型的特征。第一，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影响，接受道德的崇高，认为正义有着某种绝对性和不妥协性；另一方面，这些理论都纳入日常正义观念中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直觉。本文试图表明，具有上述两种特征的义务论分配正义存在着根本的动机问题。一方面，正义理论的绝对性和不妥协性预设人们具有理想的动机能力；另一方面日常正义直觉又反映了人们的有限同情心。这种有限同情心导致分配正义直觉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人道成分与公平成分。人道成分对应有限同情心中的利他主义，而公平成分对应有限同情心中的利己主义。各种义务论分配正义在纳入正义直觉时要么忽略了其中某一种成分，要么以同一种动机假设涵盖两种成分，两种处理方式均导致动机的不一致。相反，后果主义作为强调后果的理论，有着天然的优势可以纳入有限同情心这一动机限制，能更好地解释分配正义的两种核心成分。因此，与目前学界的一般看法相反，后果主义在解释分配正义直觉上非但不具劣势，反而具有优势。这点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显然需要重新反思目前主流的分配正义理论，从后果主义角度对其做出更新的阐释。

　　一、正义原则与动机能力

　　康德是近现代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道德哲学。首先，他对道德价值的独特看法使得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最重要和最崇高的。其次，道德不容许妥协，其命令是绝对的。这两点非常鲜明地体现于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之中，基本上都显示出某种绝对性或不可妥协性。诺齐克宣告：“个人具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他官员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如果能够做些事情的话)”①。罗尔斯则认为“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被认为是具有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别人的福利都不可逾越的”②。德沃金则认为“平等与自由(均等主义原则的最好观念的要求与自由)之间的任何真正的冲突，都是一个自由必败的竞争”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