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陷入了分门别类的碎片式状态，研究缺乏总体性的设计，陷入了总体目标缺失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标是完成一种不同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应当超越阶级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积极成为追求进步的人类意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研究；顶层设计；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解放议程

　　作者简介：夏凡，1972年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

　　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陷入了某种危机。这既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哲学范式的危机，也不是指世界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本身陷入了危机。本来，任何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生产理论。但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丧失了生产理论的勇气和能力。这种“后理论境遇”与利奥塔早就指出的“后现代状况”颇为类似，即宏大叙事的终结和小叙事的兴盛。国外的情况姑且不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并不缺少各种热闹的学术争论，更不缺少诸如“中国马克思学”等标语口号（毋宁说是广告语）的风云变幻，但是对“我们为什么要研读马克思”、“我们应该怎样研读马克思”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研读马克思是要做什么”（＝列宁当年问的“怎么办？”）之类问题，不少学者其实并不清楚，甚至从未思考过。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然而，无论其原因何在，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缺乏一种类似于“本体论承诺”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就整个学界的范围而论，研究的总体目标是缺失的，使得研究的格局仅仅是单个研究者、单个“学派”（学术共同体）各自为政地“异声同啸”，没有统一的乐谱、统一的指挥；而是说，在单个的哲学研究者那里或者在某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也无法看到任何总体目标的存在，遑论完成该最终目标的具体实施方案。既然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要生产出何种理论，自然也就生产不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借用建筑学的术语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座宏伟大厦缺失了宏观的顶层设计，施工队只管拼命砌墙盖房子，却没人考虑“上梁”的事情，因此这座建筑物迄今仍无法完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不仅意味着要为研究确定最终的目标，也意味着描绘出达成目标的“路线图”，即给出研究的基本方向和推进的总体思路。也许，最终各个研究者或“学派”之间未必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方案达成共识，但是，每个研究者或“学派”对自己的顶层设计方案却是了然于胸的——尽管不一定诉诸明确的文字表述。总之，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究竟为何，思考我们应当生产出何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尝试都是值得的。

　　文本研读的非顶层性

　　我们今天研读马克思，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一种纯粹的故纸堆里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旦马克思主义变成形而上学内部的一种自娱自乐，变成一种文本乃至文献的消遣，那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可以像红学那样研究，因为离开了实践它什么都不是。我们今天研读马克思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接着马克思往下说。假如卡尔·马克思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会说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代圣人立言”也是中国的治学传统。像明朝考八股文，就往往是从《四书》里面拿一句话来，让考生阐释。）换言之，当马克思所设想的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还如何接着马克思往下说？马克思真的过时了吗？真的如德里达所言，马克思只能成为一个幽灵了吗？也就是说，承认马克思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可以向他表示哀悼，向他致敬。这种“幽灵学”或者说是“闹鬼学”（Hauntology）的思路当然不可取。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最大的可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倒闭了的超级市场，既然已经倒闭了，所有人都可以冲进去，每个人去捡自己喜欢的东西，各取所需，然后每个人都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很好的继承人，而其他人都不对。我认为这种方式也有很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使得我们必须先回到历史中去。众所周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有一个“文本学”的优良传统，从孙伯鍨先生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卢卡奇和马克思》等著作到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唐正东教授的《斯密到马克思》等著作，里边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本细读的内容。但是严格说来，真要为这个传统命名的话，与其说这是一个文本学的传统，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历史学的传统，也就是说在历史语境中去研读前贤的文本，理解他们的思想。我们读书到底是读什么？其实是在读作者的思想。表面上看你读的是文本，是一些字句，但是字句只是记录经典作家思想的一种方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思想。思想是什么呢？思想是一个活的东西，“想”是一种心理活动。这样看来，当你读某个文本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文本的作者在书写文本的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就成为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由此我们注意到文本跟思想（理论）之间的差异。仅仅关注文本是不够的，如果你不去关注文本背后的理论，就不可能进入思想的视野。任何一个文本都提供了一种理论。理论是什么？理论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解释，当然也可能包含了对现实的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那么马克思的文本背后是什么理论？马克思到底在“想”什么？非常简单，马克思想解决的是“人类解放”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为什么会“想”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仅仅从文本上能理解的了。即使你把马克思的文本——甚至是他之前的比如黑格尔、大卫·李嘉图他们的文本——翻得再熟再烂，你恐怕还是不一定明白马克思到底想干什么。所以我认为，文本学传统的实质是历史学的传统，更确切地说，是思想史研究的传统。

　　这样看来，文本研读（更不要说比它更为基础的“文献学”、考据学研究了）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比它更接近“顶层”的东西是思想史研究。然而，思想史研究本身也不足以成为“顶层”。事实上，思想史研究绝不仅仅是面对一连串的文本，而是要面对这些文本所反映出来的真实历史。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个很重要的观点，“思想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意识形态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我们可以假设，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社会存在1）产生出理论1（文本1），然后人类的历史向前发展到社会存在2，这个时候会产生出理论2（文本2），然后继续向前发展，以此类推，不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相对于社会存在来说都会有相应的社会意识或者说理论文本产生。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进入专业的哲学研究或者理论生产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独立性幻象。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从社会存在1到社会存在2再到社会存在3的这条发展线索是不存在的，而文本1到文本2再到文本3这个发展过程是独立存在的。比如说，从马克思的文本到恩格斯的文本，再从列宁的文本到毛泽东的文本，或者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文本，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于是我们最终不是认为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的，而是会认为人类是没有历史的。我们最终只是面对一大堆的文本，开始我们的文本学研究（对原著的细读）。问题在于，只读这些文本，而不理解这些文本所反映的历史，是不可能真正读懂它们的。

　　比读懂文本更重要的问题是理论生产。我们能不能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文本1、文本2、文本3往下说，能不能写出自己的文本4、文本5来？倘若我们真的只是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概念，然后自己写个文本4，那么这样是很难进入人类的思想史的。因为你的文本4跟现时代的历史是完全脱节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表层，而要回到历史中去，这样才能够理解马克思。

　　中国当代的一位学者甘阳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跟一流的学者谈话，但不能跟二流的学者谈话”。他的意思是，跟一流的学者谈话谈的是思想，思想这个东西我们有；但是跟二流的学者就比较麻烦了，他跟你谈的是文本，他会跟你讲某某人写的某某书。假如你没有读过那本书，你真的没有办法和他讨论；但是如果你真的读过那本书，你就会觉得没必要再讨论那本书了。那么这句话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关注思想，而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的解读上。只有像梁漱溟先生毕生关注的“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往何处去？”之类的大问题，才配得上哲学研究，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太经验太具体太琐碎的问题那是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

　　“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试图回答的问题，才是我们读马克思的书的时候真正觉得能激动人心的东西。马克思面对的是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社会，面对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大量贫困的现象。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它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却做不到“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当然就会想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双峰并峙”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我们的理论生产并不应该是从文本到文本，而应该是真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然后像当年的马克思一样去思考“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这才是真正的“接着马克思往下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