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无论从理论发展视角还是从现实实践演进来看，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基于以下三点得出的认识：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社会政治效应的反思；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考察。

　　一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什么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通过现实和学理两方面的不断探索和领会，我们认为，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找答案，其中尤其要正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的转折①。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直接推导出来的。他们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推测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很显然，当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们清算了德国哲学、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他们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显然，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百般抬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作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里也是肤浅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这一最一般的规律是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的。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是缺少这种实在的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一种科学假设或高尚的价值追求。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便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下降趋势的规律等。人们透过这些规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正是这第二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的依据。恩格斯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该书所做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②；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资本论》“为起点”，以《资本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③；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也认为，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作出了经典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并表明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前段时期，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去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最初，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其实，尽管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肯定是他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历程是与他整个思想的转折相一致的。马克思青年时期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性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诉求。其后，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性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马克思转向了批判现代性的立场。可是，当时马克思的这一切转向都是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领域之内发生的。最终，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使得资本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现代性与资本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实际上就是现代性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展开。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后来是“摒弃”了早期的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说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简化为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

　　笔者这里要表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奢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在第二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凸显出来。